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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鎤銘專欄】溫柔陷阱:蜜罐醜聞的誘惑與代價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11月12日,輝達(Nvidia)創辦人黃仁勳辭去總裁、執行長與董事會職務,即刻生效,結束長達33年的領導生涯。引發這場震撼的,是一段婚外情,以及交往對象黃樂遭部分美國情報官員懷疑為中國大陸情報人員的指控。GZERO Daily電子報編輯娜塔莉.約翰遜(Natalie Johnson)於11月13日發表分析,將此案放進蜜罐行動的歷史脈絡。然而,事件最值得關注的,並非它多麼符合傳統蜜罐的模式,而是從指控出現至今,關鍵證據始終未能形成定論。

蜜罐的手法並不複雜,就是利用性吸引力或情感連結降低目標戒心,進而取得機密、換取利益,或製造足以勒索的把柄。約翰遜指出,「蜜罐」一詞源自英國作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74年的間諜小說,但這種手段早已存在。美國司法部官員托德.布蘭奇(Todd Blanche)事後澄清,司法部從未認定黃樂是間諜,自己也不確定指控是否屬實,聯邦調查局(FBI)仍在調查。由此可見,蜜罐醜聞不只是誘惑與背叛的故事,更涉及證據不足時,誰有權做出判斷,以及指控可能造成多大傷害。

瑪塔.哈麗:指控先於證據的歷史原型

蜜罐歷史最具代表性的早期案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瑪塔.哈麗(Mata Hari)。她於1917年10月15日遭法國行刑隊槍決,罪名是替德國從事間諜活動。然而,她究竟掌握多少情報、造成多大損害,至今仍有爭議。部分研究認為,她可能曾向德方提供零星社交情報,卻遠不足以證明她應為大量法軍傷亡負責;另有研究認為,法國反間諜部門可能藉由將她塑造成間諜,掩蓋自身失誤。

這起案件的問題,在於她的社交身分本身就成了嫌疑來源。一名活躍於巴黎權力圈的外國女性,很容易被描繪成國家安全威脅。她是否真正傳遞重要機密,反而不再是最受重視的問題。瑪塔.哈麗案留下的警訊是,當政治恐懼凌駕證據,個人的社交關係也可能被重新詮釋為犯罪線索。

冷戰時期:蜜罐走向制度化與專業化

如果瑪塔.哈麗代表個人化的性間諜活動,冷戰則將蜜罐推向制度化。蘇聯情報機構將女性情報人員稱為「燕子」,男性則稱為「烏鴉」;東德國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更建立專門的「羅密歐」網絡。

約翰遜指出,柏林圍牆興建後,東德招募25至35歲男性,以人道組織工作者等假身分派往西德,接近政府及軍方女性職員。據統計,40年間約有40名西德女性因與這些「羅密歐」交往而遭起訴間諜罪。

加布里埃萊.克利姆(Gabriele Kliem)就是其中一例。她在美國駐西德大使館擔任翻譯,與一名自稱物理學家的男子訂婚長達7年,直到交往後期才發現對方早已結婚,而且是曾獲東德國家安全部頒發勳章的情報人員。她事後感嘆,對方眼中自己「不過是一個工具」。這句話道出了蜜罐最殘酷的不對稱:一方投入真實感情,另一方執行的卻是一項經過安排、具有任務目標的情報工作。

美國也曾是蜜罐行動的受害者。1957年,美國記者約瑟夫.艾爾索普(Joseph Alsop)在莫斯科與一名男子發生一夜關係後,遭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KGB)以照片威脅。他拒絕勒索並向美國使館報告,隨後離境。這個案例顯示,蜜罐並不限於異性戀關係,真正被利用的是目標不願曝光的私人生活,以及害怕名譽受損的心理弱點。

以色列則展現了蜜罐如何被包裝成國家安全任務。1986年,核技術員莫迪凱.瓦努努(Mordechai Vanunu)在倫敦結識一名自稱辛蒂(Cindy)的女子,隨後受邀前往羅馬,抵達後即遭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Mossad)逮捕。女子真實身分是以色列特工謝麗爾.本托夫(Cheryl Bentov)。相關報導甚至指出,曾有以色列拉比援引聖經人物以斯帖與雅億,為女性特工以性關係執行國家安全任務提供宗教論述。當情報行動披上國家利益的外衣,原本備受爭議的手段,也可能被合理化為必要之惡。

中國大陸相關案例:從冷戰延伸至當代政治

中國大陸相關蜜罐案例中,最知名的莫過於法國外交官伯納德.布爾西科(Bernard Boursicot)事件。1960年代,他在北京結識京劇演員時佩璞,兩人維持近20年關係,期間布爾西科將約150份法國機密文件交給中方,直到1983年遭逮捕後,才得知時佩璞的生理性別為男性。這段特殊經歷後來被改編為舞台劇及電影《蝴蝶君》。

當代蜜罐指控則逐漸延伸至科技與政治領域。美國前聯邦眾議員埃里克.斯瓦爾韋爾(Eric Swalwell)與方芳的關係,是有聯邦調查局訪談紀錄可供檢視的案例。根據2026年公開的聯邦調查局檔案,斯瓦爾韋爾在2015年接受調查時承認曾與方芳發生親密關係,但否認兩人是戀愛關係。方芳遭美方懷疑與中國大陸國家安全部有關,已於2015年返回大陸。值得注意的是,公開文件並未顯示斯瓦爾韋爾曾洩漏機密,其律師也強調,相關備忘錄證實他沒有不當行為,且未遭刑事起訴。

黃仁勳案與此有相似之處,卻因涉及全球科技產業核心企業而更加敏感。黃樂曾任職的新加坡雲端公司Megaspeed,是輝達的雲端合作夥伴,該公司也因晶片流向問題受到美方調查。然而,黃仁勳辭職時,相關調查尚未有明確結論。布蘭奇的公開澄清,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與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部分官員對證據充分性的疑慮,都顯示黃樂是否為情報人員仍屬未定論。川普也表示,自己並不確定她是否為間諜。

Megaspeed則表示,黃樂已於2025年8月離職,公司並針對晶片流向疑慮展開內部調查。國會要求黃仁勳與商務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出席聽證會,更使事件從情報調查延伸至政治責任與監管問責。

指控的政治生命:嫌疑為何足以摧毀一個人

黃仁勳案最值得深思之處,是蜜罐指控的殺傷力已不再取決於司法調查的最終結果。即使司法部尚未認定黃樂是間諜,情報界內部對證據仍有不同評估,黃仁勳卻已在爭議爆發後迅速辭職。這顯示當代政治與媒體環境中,間諜嫌疑本身就可能成為企業領導人難以承受的壓力。

馬斯克(Elon Musk)與川普科技顧問薩克斯(David Sacks)等人,曾在社群平台質疑輝達董事會是否受到未經證實的情報洩漏誤導,導致黃仁勳在壓力下倉促下台。這些質疑是否成立,仍須等待後續調查與聽證,但已凸顯另一個問題:當情報判斷進入政治攻防,誰有權提出指控?被指控者又是否必須在證據尚未公開前,就承擔自證清白的責任?

回顧瑪塔.哈麗、史塔西的羅密歐、瓦努努與斯瓦爾韋爾等案例,可以發現,最初指控的聲勢與最終證據往往不成比例。瑪塔.哈麗遭到槍決,罪責至今仍有爭議;東德解體後,史塔西的情報網絡逐步曝光,部分涉案人員受到調查或司法追究,但受限於證據與法律追訴條件,並非所有相關人員都受到追訴;瓦努努雖遭定罪,其行為對以色列安全造成的實際影響仍有不同評價;斯瓦爾韋爾則未遭刑事起訴,公開檔案卻已帶來政治衝擊。這些案例提醒世人,指控可能迅速擴散,證據卻未必能及時跟上。

蜜罐之所以歷久不衰,是因為它攻擊的不是防火牆或加密系統,而是人際信任與情感弱點。然而,黃仁勳案揭示了更值得警惕的新型態:在證據尚未確立之前,嫌疑便可能透過媒體傳播、政治施壓與企業聲譽機制,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

司法部尚未定論,情報界對證據仍有疑慮,企業執行長卻已離開。這既不能證明黃樂一定是間諜,也不能據此認定黃仁勳的辭職必然錯誤。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情報機關的懷疑轉化為政治與企業決策時,是否仍有足夠的證據門檻、程序保障與責任機制?

蜜罐的當代威力,已不只存在於床笫之間,更延伸至輿論與權力運作的場域。歷史真正留下的警訊是: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尚未證實的嫌疑,往往比它如何處理已經確立的罪證,更能檢驗制度的成熟度與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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