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語歌壇大姐大」之稱的資深歌手陳盈潔，今（12日）晚間7時在台北病逝，享壽72歲。消息由好友于美人透過社群發文證實，並以陳盈潔口吻留下最後告別。縱橫歌壇超過半世紀的她，曾以〈風飛沙〉、〈海海人生〉等經典歌曲紅遍大街小巷，如今驟然離世，讓歌迷與演藝圈好友相當不捨。 陳盈潔的一生宛如她唱過的〈海海人生〉，有過歌壇高峰，也歷經人生低潮。她早年並非出身演藝世家，高中時期陪同學前往美軍俱樂部觀看表演，因同學起鬨登台演唱，沒想到歌聲獲得現場熱烈掌聲，意外開啟歌唱生涯。為了幫忙分擔家計，她後來選擇休學投入駐唱工作，從台中一路唱到台北，在長年舞台歷練中逐漸建立深厚的演唱實力。 憑著渾厚、高亢又帶有濃厚感情的嗓音，陳盈潔在台語歌壇闖出一片天，〈風飛沙〉、〈海海人生〉等歌曲至今仍是許多歌迷耳熟能詳的經典。她不只累積大量作品，也以鮮明的演唱風格奠定「台語歌壇大姐大」地位，陪伴不同世代歌迷走過人生歲月。 然而，晚年的陳盈潔卻面臨財務與法律風波。她因多年前借款衍生的本票問題，被依教唆偽造有價證券罪判刑3年2個月定讞。根據過去報導，案件源於她向友人借款時，涉及以妹妹名義在本票上簽名背書，後遭檢方偵辦並提起公訴，最終判刑確定。 2023年8月，陳盈潔在家人及友人陪同下前往北檢報到，之後入監服刑。當時她身體狀況已相當不佳，除了中風、失智等問題，也有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生活起居需要他人協助。 入監後，陳盈潔健康狀況持續惡化，曾因急性腎衰竭、敗血症等問題接受治療，後續申請保外就醫。過去幾年，她多次傳出病況危急，親友及音樂圈好友也持續陪伴照料。相關報導指出，她曾一度病情嚴重，後來狀況稍有穩定，但晚年健康始終令人憂心。 如今陳盈潔走完72年人生，好友于美人在她離世後發文悼念，並以陳盈潔口吻寫下：「火箭來了，火箭很耀眼。」文中回望人生，也提到音樂與歌曲將繼續陪伴一些人的心，字句充滿告別意味。于美人的貼文也證實，陳盈潔於今晚7時在台北離開人世。 從駐唱歌手一路走上台語歌壇高峰，再經歷債務、官司與病痛，陳盈潔的一生有掌聲、有風雨，也有難以言喻的人生起伏。如今一代台語歌后告別人世，但〈風飛沙〉、〈海海人生〉等歌曲仍將留在歌壇，也留在一代又一代歌迷的記憶裡。
即時
前北一女教師區桂芝8月1日正式退休，她今天（12日）接受《飛碟晚餐》主持人王淺秋專訪，透露自己受到來自監察院的施壓，只好承諾學校「退休前不再接受媒體訪問」；且監察院還要求學校召開校事會議調查她，好在北一女挺住了，未配合要求召開校事會議。 當前教學環境惡化，區桂芝批評校事會議已成為鬥爭老師的工具，隨師資嚴重流失，優秀教師愈來愈少。 區桂芝透露，退休前承諾學校不再接受媒體訪問，因為受到來自監察院的施壓，理由是接獲民眾檢舉說她「校外言行不端」。她質疑，哪一條法律規定在職或不在職教師不能接受媒體訪問？雖然接受媒體訪問並不違法，但為了不讓校方跟同事為難，只好在7月31日退休前謝絕所有媒體採訪。 區桂芝指出，監察院要求學校召開校事會議調查她，如果真的被調查，可能就無法順利退休。至此她終於親身體會到「校事會議真的可以成為鬥爭老師的工具」。她感謝北一女同仁依法行政，未配合長官要求召開校事會議。 區桂芝觀察，校事會議均採「有罪推定」原則，調查人員用「上對下」的凌辱口吻對待老師，讓老師受盡屈辱，精神、體力都受到極大壓力，甚至有老師要求在教室內裝設監視器，才能證明自己沒有霸凌學生。她感嘆，教學現場已經到了什麼情境？ 區桂芝直指，現今校園環境惡化，導致師資嚴重流失「讓優秀教師變少了」，因為優秀人才寧願做別的工作，不僅更安全，收入也更高，何必進校園受凌辱？ 她痛批賴政府對三讀通過的法案不副署、不執行，為政治利益不斷切割中國文化、中國認同，毒油、疫苗、軍購各種貪瀆黑影幢幢等罪行，不禮、不義、不廉、不恥俱足，給社會帶來什麼樣的示範？
1998年3月19日，朱鎔基當選中共國務院總理，在記者會上留下這句至今被反覆引用的名言，幾乎成了朱鎔基一生最鮮明的註腳：強勢、果斷、敢碰硬骨頭，也敢為改革承擔政治風險。 朱鎔基12日逝世，享年98歲。回顧這位中共前總理時，其留給世人的印象不外是「鐵腕改革」、「反腐打老虎」、「清官」及「說真話」。若從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歷史看，朱鎔基特殊之處，不只是他曾擔任總理，而是他所處的1990年代，正好是中國經濟「動大手術」的年代，而他選擇了最激進、也最容易得罪人的方式。 1957年成「右派」 政治風暴淬鍊出「硬頸」性格 朱鎔基的「硬頸」，並非當上總理才有。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當時年僅29歲的朱鎔基任職國家計委，因在整風及反右運動中言論不當，被劃為「右派分子」，政治生涯遭重大打擊。此後他長期受到政治壓力，文革期間又遭衝擊，下放農村。直到1978年中共開始全面「糾錯」，朱鎔基才獲摘帽，1979年前後完成改正。帽子一戴就22年，這段經歷無疑是他人生最深刻的政治烙印。 不過，朱鎔基並未因此反體制，反而選擇留在體制內，一路從上海市長到副總理，最後成為國務院總理。這段從「被打倒」到「掌權改革」的經歷，雖是遇「伯樂」鄧小平賞識使然，使他「不怕得罪人」的性格也與此經歷有關。 1998年出任總理後，他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如果本屆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們就對不起人民」。他要求官員「要做『惡人』，不要怕得罪人」。他曾表示，自己雖然氣量不大，但「從不整人，不記仇」，對敢於當面反對、讓他下不了台的人，反而願意重用。這種對「講真話」的強調，也與他早年曾遭政治運動打擊的人生經歷有關。 國企沉疴：改革第一場硬仗 朱鎔基1992年十四大成為政治局常委後，隔年進國務院成為副總理，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卸下常委，2003年不再擔任國務院總理的這十年間，為大陸經濟轉型貢獻極大。但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國企改革。 1992年朱鎔基上任後，當時大陸國企普遍面臨效率低、虧損嚴重、冗員龐大等問題，企業間還存在大量「三角債」，企業彼此拖欠貨款，最終形成整個經濟體系的資金鏈問題。朱鎔基上台後，便以強勢手段處理這些問題。其實早在他任職上海時就已展現同樣的風格。1991年任上海市長後，他推動浦東開發、金融改革及城市建設，強調以市場機制提高經濟效率。到了北京 後，他開始把這套思維推向全國。其中一個突破點，是把國企改革與香港資本市場連結起來。 根據《香港01》的報導，1990年代初，朱鎔基曾與香港金融界討論國企改革，並將目光投向香港成熟的金融市場。當時思路很直接：中國國企既缺乏資金，也缺乏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如果能把大型國企送到香港上市，一方面可籌措外匯資金，另方面也可透過香港及國際資本市場的律師、會計師、投資銀行等專業機制，倒逼國企改革。這個構想後來形成著名的「H股」模式。 1993年，青島啤酒成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大陸企業之一，開啟中國國企赴港上市的重要歷史階段。其後，大型國企陸續進入香港資本市場，香港也逐漸成為中國企業走向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窗口。更重要是，這不只是「把股票拿到香港賣」這麼簡單。 當時中國的公司法制尚未成熟，如何保障境外股東權益、如何建立董事會及公司治理制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問題。香港金融界當時便主張，既然中國企業要吸引國際資金，就必須按照國際通行標準建立治理制度。最終，朱鎔基拍板採納這套方向。 1993年底，中國正式通過《公司法》，1994年7月開始施行；同年，國務院相關部門又發布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進一步把股東權益保障等制度納入規範。 從今天回頭看，這一步意義非常大：朱鎔基不是單純要「救活國企」，而是試圖用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的規則，迫使國企改變。 藉由海外的資本市場「盤活」大陸國內的國營企業，在當時沒前例可循，更難評估是好是壞，若非「大破大力」，具「鐵腕改革」精神，也很難做到。 「抓大放小」：救了國企 也留下巨大社會代價 但朱鎔基的改革，也不都是成功的故事。1990年代後期，他推動的「抓大放小」逐漸成為國企改革核心方向：中央集中力量扶持大型骨幹國企，同時讓大量中小型國企改制、兼併、破產或退出。 這場改革確實提高部分國企效率，也讓中國經濟逐步擺脫過去「大鍋飯」式的企業制度；但另一面是，大量國企職工下崗。 因此，朱鎔基在民間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對支持改革的人來說，他是敢於切除體制腫瘤的「外科醫生」；對許多下崗職工而言，他卻是那個讓原本穩定的「鐵飯碗」消失的人。 這也是為什麼，朱鎔基的歷史地位很難用「改革派」一句話來概括。他的改革確實建立了一些後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重要制度條件，但改革成本也由大量普通職工承擔。 分稅制再下一刀：中央財力大幅集中 另一項容易被忽略、但影響極深遠的改革，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當時中央財政收入占比偏低，中央財政甚至被朱鎔基形容為「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為強化中央宏觀調控能力，朱鎔基親自赴多個省份協調，包括前往廣東與地方官員討論。 朱鎔基當時一方面堅持改革原則，另方面也透過談判與讓步化解地方阻力，最終使分稅制得以推行。這項改革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中央財力因此大幅增加，也成為日後中國宏觀調控能力的重要基礎。 但它同樣留下長期爭議：地方政府財源與事權不完全匹配的問題，後來逐漸演變成地方政府依賴土地出讓收入、舉債及發展房地產的結構性問題。所以有人說，朱鎔基的改革是既解決了當時的危機，也埋下後來的隱患。 「打老虎」：反腐先打大案 如果說國企改革展現朱鎔基「敢動手術」，那麼，反腐則展現他的「敢得罪人」。在大陸過去，只要提到朱鎔基，永遠記得他那句最著名的反腐宣言：「反腐敗要先打老虎後打狼，對老虎絕不能姑息養奸，準備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 朱鎔基不是以溫和的行政語言談反腐，而是直接談「打老虎」。朱鎔基主政上海及進入中央後，都把整頓金融、打擊走私及查辦重大經濟案件視為重要工作。最受矚目的案件之一，就是廈門遠華走私案。 遠華案涉及大規模走私及腐敗，牽連多名官員。朱鎔基當時曾強調，案件「無論涉及誰」都要查到底，不應因涉及任何人而停止調查。 「不題詞、不剪彩、不受禮」：清官形象不是偶然 此外，朱鎔基的另一特色是，對自己近乎嚴苛的約束。他曾給自己定下「三不」：不題詞、不剪彩、不受禮。在中國官場文化，地方領導為重大工程、企業或活動題詞、剪彩，是相當常見的政治文化，但朱鎔基刻意與這套習慣保持距離。 他還曾說，「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吏不畏我嚴，而畏我廉。」這句話確實成了他的座右銘及政治觀。朱鎔基不認為官員只要「有能力」就夠了；在他看來，人民真正服的是「公」，官員真正怕的是「廉」。 他甚至在2000年總理記者會上坦言，希望自己卸任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如果大家再慷慨一點，認為他「辦了一點實事」，他就「謝天謝地」了。這種自我定位，後來成為民間流傳「朱鎔基是清官」這話的源起了。 九江洪災：一句「豆腐渣工程」成為全國流行語 此外，朱鎔基最具個人色彩的一幕，發生在1998年。當年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水，朱鎔基親赴抗洪一線。九江大堤發生險情後，他到現場查看，發現部分防洪工程存在嚴重品質問題，當場痛斥工程品質就是「豆腐渣工程」。 他當時甚至怒斥這是「王八蛋工程」，強調「人命關天」，對偷工減料與腐敗現象表達強烈不滿。此後，「豆腐渣工程」成為大陸社會形容劣質工程的固定用語。 朱鎔基2003年自國務院總理卸任，將棒子交給了溫家寶，此後他便「裸退」，連二線官員都不願當。 不過因先前與清華大學管理學院走得近，直到2006年，他都還與清大管院的學術委員會保持聯繫。他退休後保持了一貫風格，不再碰政治，但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朱鎔基在公開場合上，曾與習近平碰了兩次面，但並未對時局發表意見。
被稱「鐵血宰相」、在89年「六四事件」後受鄧小平不次拔擢的中共前總理朱鎔基，今天（12日）上午在北逝世。據《新華社》報導，中共極高規格地由中共中央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及全國政協四套領導班子，共同發出近三千字訃告，稱朱鎔基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朱鎔基是大陸改革開放歷程中的重要政治人物之一，曾在大陸從計畫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關鍵階段，先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任期間主導或參與財稅、金融、國有企業、住房、糧食流通及社會保障等多項重大改革，也主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工作，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進程中留下鮮明印記。 從清華電機系走上經濟治理核心 新華社發出的紀念長文中指出，朱鎔基1928年10月出生於湖南長沙，1947年至1951年就讀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製造專業。新中國成立前後，他開始投入工作，1948年12月參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大學畢業後，朱鎔基長期在國家經濟計畫及工業管理部門工作，曾任東北工業部計畫處生產計畫室副主任，之後進入國家計畫委員會，先後擔任燃動局、綜合局等部門職務。1958年至1969年間，他歷任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教員、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 這段經歷讓朱鎔基長期接觸中國宏觀經濟、工業生產與國家計畫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曾被下放至國家計委「五七」幹校勞動。1975年後，他先後在石油工業部管道局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 1979年後，朱鎔基重新進入經濟管理核心，先後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燃動局處長、綜合局副局長、技改局局長及國家經委委員，1983年升任國家經委副主任，之後擔任黨組副書記。 1987年，朱鎔基的政治生涯出現重要轉折，他出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後升任上海市委書記。在上海任內，他提出調整工業結構、重組發展優勢，提升上海國際競爭力，並推動發展外向型經濟。 其中最受關注的是浦東開發開放。朱鎔基在上海任職期間，推動浦東開發開放進入實質啟動階段，為上海後續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奠定基礎。這段上海經歷，也使他從地方經濟治理者逐步走向中國最高層的經濟決策核心。 主導經濟整頓 處理「三角債」與通膨難題 1991年，朱鎔基升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任國務院生產辦公室主任、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主任，負責機電能源、鐵道交通、冶金化工、輕工紡織等領域。 1992年10月，他在中共第14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開始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1993年6月，他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進一步掌握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政策。 當時中國經濟正處於高速發展與經濟過熱並存的階段，通貨膨脹、財政金融秩序及企業間欠款等問題日益突出。朱鎔基主持清理「三角債」，即企業之間大量相互拖欠款項的問題，試圖透過清理債務、整頓經濟秩序，恢復企業正常生產與經營。 從1993年抑制通膨，到1994年實施分稅制，這兩年是朱鎔基獲得「鐵血宰相」封號的年代。主因於地方如上海、廣東都反對「分稅制」。所以「分稅制」實際就是重新調整中央及地方稅制，讓長期居大頭的地方稅多繳納回中央；但對此，富裕如上海、廣東省都相當抵制。此時朱鎔基逕往廣東提要求，說出了「我就準備一百口棺材，其中一口留給我」來展現其說到做到決心。 此外，他研究制定宏觀調控措施，整頓財稅秩序、強化稅收徵管、推進財稅改革，並完善金融調控體系。透過一系列政策，中國政府逐步控制經濟過熱及通貨膨脹，努力實現經濟「軟著陸」。 朱鎔基也推動糧食價格與購銷制度改革，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糧食購銷體制。在這一時期，他逐漸形成以強力宏觀調控、推動市場化改革及整頓經濟秩序為主要特色的治理風格。 1997年9月，朱鎔基再次當選中共第15屆中央政治局常委。1998年3月，在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他正式出任國務院總理。 亞洲金融風暴與特大洪災 朱鎔基任內面臨雙重考驗 朱鎔基擔任總理的5年間，中國經濟面臨亞洲金融危機、國內特大洪澇災害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等多重挑戰。 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衝擊東亞及東南亞多國經濟，中國也面臨出口、金融及經濟成長壓力。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發生特大洪澇災害。 面對內外壓力，朱鎔基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將宏觀政策由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轉向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透過擴大內需、增加基礎建設投資等方式支撐經濟成長。 他任內也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地區結構與城鄉結構，扶植高新技術產業，尤其是資訊產業，同時推動現代服務業發展，以提高經濟成長的品質與效益。 「三農」問題也是朱鎔基任內的重要政策議題。他要求把農業、農村與農民問題放在突出位置，推動農業結構調整，加強農村扶貧開發，改善城鄉發展不平衡。 在對外經貿方面，中國政府採取擴大開放、鼓勵出口、積極吸引外資等措施。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朱鎔基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並透過市場多元化及「以質取勝」戰略，維持中國出口競爭力。 對香港而言，1997年香港回歸後，亞洲金融危機也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形成衝擊。朱鎔基任內強調維護香港金融中心的繁榮與穩定，並採取相關措施支持香港經濟。據知，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北京支持香港渡過難關，就足足用掉了百億美元。 在環境治理方面，他任內加大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力度，強化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管理，並集中力量治理重點流域與地區污染問題。 國企改革、財稅改革 重塑市場經濟制度框架 朱鎔基政治生涯最重要的政策遺產之一，是在中國由計畫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推動一系列制度性改革。 財稅體制改革是其中核心工作。朱鎔基主持全面推進以公平稅負、簡化稅制為主要方向的重大稅制改革，建立在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基礎上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同時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試點。 金融改革也是重要一環。他推動進一步規範中國人民銀行職能，深化商業銀行、外匯制度以及證券期貨市場改革，建立全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及嚴格管理的金融市場體系。 國有企業改革則是另一項重點。朱鎔基將國企改革視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要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方向調整國有經濟布局。 國企改革也伴隨大規模下崗與再就業問題。朱鎔基任內強調解決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並推動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及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住房制度改革同樣在這一時期加速。政府逐步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建立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體、多層次的城鎮住房供應體系，推動中國住房制度從傳統福利分房向市場化方向轉型。 此外，朱鎔基還主持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推行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餘糧、國有糧食購銷企業順價銷售，以及糧食收購資金封閉運行等制度，並逐步放開主銷區糧食收購市場與價格。 社會保障、醫藥衛生、投融資等領域，也在其任內展開一系列改革。這些措施共同構成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的重要部分。 親自主持入世談判 推動中國融入全球經濟 朱鎔基任總理期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最具歷史意義的經濟事件之一。 中國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行長期談判，涉及關稅、金融、農業、服務業、國有企業以及市場開放等大量敏感議題。朱鎔基親自參與並主持相關艱苦談判，推動中國最終完成加入世貿組織的進程。 中國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進一步融入全球貿易與投資體系。對中國而言，入世不僅意味著降低關稅及擴大市場開放，也促使國內企業、金融及服務業面臨更直接的國際競爭。 朱鎔基政府同時推動西部大開發，並兼任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組長；他也兼任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組長、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主任、國防動員委員會主任等職務，涉及科技教育、重大基礎建設、西部發展及國防工業等多個領域。 以敢說真話著稱 退休後仍支持中共中央 朱鎔基在中國政治人物中，長期以作風強硬、敢於直言以及重視經濟紀律而受到關注。他曾強調政府工作人員必須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僕，要敢於說真話、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並以責任擔當主動承擔艱難工作。 國務院總理任內，他面對國企改革、金融風險、下崗再就業等敏感問題，主張以改革解決結構性矛盾。這種鮮明的行政風格，使他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最具辨識度的經濟型政治人物之一。 2003年3月，朱鎔基卸任國務院總理。退休後，他退出一線政治工作，但按照新華社訃告表述，他仍然關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並支持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以及之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同時支持黨風廉政建設與反腐敗鬥爭。 此次訃告以相當高規格評價朱鎔基，稱他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輝的一生」，並稱其逝世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 新華社最後表示，朱鎔基逝世後，應化悲痛為力量，學習其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及優良作風，並號召更加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與民族復興而奮鬥。
陸業應收帳款持續攀升，且回收時間不斷拉長，正成為觀察中國經濟內部壓力重要指標。大陸國家統計局前總經濟師姚景源近日在一場網路對談中指出，截至2025年10月，中國企業應收帳款已達人民幣27.69兆元9 約合新台幣133兆元），占GDP比重更從2019年的14%升至2025年的21%，應收帳款回收期也由過去約50天拉長至72天。 姚景源直言，企業把商品賣出去，但貨款遲遲沒有回來，加上大量庫存積壓，「企業還能轉得起來嗎？」這番說法凸顯中國企業目前面臨的資金周轉壓力，也引發外界對中國經濟成長數據與企業實際經營體感之間落差的關注。 應收帳款近100倍於當年「三角債」 根據大陸《財經》雜誌報導，姚景源指出，目前中國企業應收帳款規模，已接近1991年至1992年間中共前副總理朱鎔基清理「三角債」時的100倍。當年中國企業間普遍存在相互拖欠貨款的問題，形成「甲欠乙、乙欠丙、丙又欠甲」的債務循環，嚴重影響企業正常生產與資金運作。 如今，企業應收帳款規模再度快速膨脹，雖然形成原因與當年的三角債並不完全相同，但同樣反映企業資金回籠速度下降。 大陸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6年5月底，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帳款餘額已達人民幣28.17兆元，平均回收期達72.6天。若與2016年底相比，當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帳款約12.6兆元，短短不到10年已增加逾一倍。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相關企業應收帳款平均回收期約38天左右，如今已接近73天，幾乎相當於拉長一倍。 庫存也堆高 企業資金雙重受壓 除應收帳款增加，中國企業還面臨庫存積壓問題。姚景源指出，目前約有人民幣6兆元、約新台幣28.8兆元的庫存積壓在倉庫。 這意味著企業一方面已經把商品生產出來，但商品可能尚未售出；另一方面，即使商品已經售出，貨款又未能及時回收。企業資金因此同時被「庫存」與「應收帳款」占用，勢必壓縮現金流與再投資能力。 今年以來相關數據也顯示，這項壓力仍在增加。截至5月底，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帳款餘額年增7.7%，產成品存貨則年增8.8%，兩項增速均高於中國官方公布的經濟成長率。這也意味即使企業仍維持生產活動，實際現金流狀況未必同步改善。 GDP成長4.7% 為何民眾感受不同？ 姚景源認為，這也是理解中國經濟「溫差」現象的重要因素。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2026年上半年經濟成長率為4.7%，但不少企業與民眾對經濟景氣的實際感受，卻未必與官方數字一致。 關鍵之一在於GDP統計方式。中國採用生產法核算GDP，商品生產出來後即可計入相關產值，但企業能否順利出售商品、貨款能否及時回收，以及庫存是否持續增加，並不會直接等比例反映在GDP成長率中。 因此，如果企業持續生產，但市場需求不足、商品銷售不佳，或者買方延後付款，就可能出現「GDP仍在成長，企業現金流卻承受壓力」的情況。 對企業而言，真正能支撐日常經營的不是帳面上的產值，而是能否把商品轉化為收入，再將收入轉化為可使用的現金。 李強已要求清欠 但帳款壓力仍升 面對企業拖欠帳款問題，中國官方其實早已採取行動。今年1月16日，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部署做好清理拖欠企業帳款工作，強調要緊盯重點地區，加強督促指導並壓實地方責任，同時運用專項債券及金融政策，加快清理存量、遏制新增拖欠。 李強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下更大力氣解決拖欠企業帳款問題」。然而，從最新數據看，政策效果仍有待觀察。企業應收帳款餘額不減反增，平均回收期也持續拉長，顯示拖欠帳款並非單純個別企業的財務問題，而可能與整體需求不足、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及地方財政壓力等因素交織。 對中國經濟而言，若企業長期無法有效回收貨款，不僅會影響自身生產與投資，也可能進一步影響上下游供應商、員工薪資及金融機構的資產品質，形成更廣泛的連鎖效應。 從應收帳款與庫存同步增加來看，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可能已不只是「成長速度快慢」，而是經濟活動產生的收入能否真正轉化為企業可以使用的現金。 當企業帳面上的商品與應收款持續增加，卻需要更長時間才能換回現金，勢必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復甦過程中的一項重要警訊。
17歲台美混血女籃新星張巧萱（Ava Chang）近期投入瓊斯盃中華女籃白隊集訓，首次有機會朝國家隊舞台邁進的她充滿期待，也盼透過國際賽經驗持續提升球技。 身高178公分的張巧萱，父親張旭正出生於嘉義，3歲時便隨家人移居美國芝加哥，母親則是美國人。出身醫生世家的她，從小受到父親與哥哥影響，逐漸愛上籃球，並在賽場上展現出色潛力，受到美國大學籃球界高度關注。 張巧萱在高中階段獲得多達25所NCAA第一級（D1）大學青睞，最終選擇就讀芝加哥的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除了考量學業與距離家人的便利性，她也相當認同總教練Carla Berube的執教理念及球隊文化，希望在大學階段與頂尖球員同場競爭，持續精進實力。 「西北大學總教練貝魯貝曾執教過陳紫柔，也培養出許多優秀球員，我想繼續提升球技，很期待未來在大學和更多頂尖球員交手。」張巧萱表示。 張巧萱特別將台裔美籍WNBA球星陳紫柔視為籃球偶像。由於陳紫柔是首位台裔WNBA球員，她希望能以學姊為目標，在籃球道路上持續突破，未來也有機會踏上WNBA舞台。 除了追求籃球夢想，張巧萱也相當重視學業，計畫在西北大學完成大學學業後繼續攻讀碩士。如今加入中華女籃白隊集訓，對這名年僅17歲的新秀而言，不僅是挑戰更高層級賽事的機會，也將成為她累積國際賽經驗的重要一步。 隨著瓊斯盃賽事接近，張巧萱能否在中華女籃舞台展現潛力，也成為外界關注這名台美混血新星的焦點。
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至今，造成俄、烏兩國慘重傷亡。針對俄烏戰爭與台美關係變化，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鄭欽模今（12日）在一場兩岸情勢發展座談會上表示，烏克蘭血淋淋的教訓之一，就是台灣政黨與社會高度分裂、缺乏基本共識，進而給予外部勢力介入空間，台灣不能一味依靠美國，也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內部應先尋求共識，也可維持與中國大陸溝通的可能。 台灣中區教授協會、兩岸關係研究院今日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中、美競逐下兩岸情勢發展座談會」，邀集藍綠學者各5人進行對話，藍營學者包括文化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李炳南、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黃奎博、前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建甫、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潘兆民、前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周世雄；綠營學者則有前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顏建發、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鄭欽模、淡江大學大陸研究中心執行長蕭督圜、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吳瑟致。 鄭欽模表示，俄烏戰爭已造成大量傷亡，背後除了地緣政治、俄羅斯民族主義等因素外，更不能忽略烏克蘭長期存在的內部分裂，烏克蘭是在蘇聯解體後成為獨立國家，國家建構尚未完全完成，國內一直存在親西方與親俄勢力長期拉扯。 鄭欽模指出，歷任烏克蘭政府其實都很難完全倒向單一陣營，即使部分政治力量希望親近西方，但經濟、能源等方面又高度依賴俄羅斯，因此早期政府多半必須設法在俄羅斯與西方之間求取平衡，過去烏克蘭民調也曾顯示，多數民眾希望與俄羅斯維持良好關係，對加入歐盟的支持程度亦高於加入北約。 鄭欽模說，烏克蘭導向西方真正的轉捩點之一是「橙色革命」，烏克蘭親西方與親俄力量之後的競爭日益尖銳，政黨政治也逐步極端化。即使被視為親俄的前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執政期間也一度積極與北約、歐盟互動，試圖在東西方之間維持平衡，並非一開始便完全倒向俄羅斯。 針對台灣現況，鄭欽模認為，台灣內部現在看到比較危險的是，慢慢走向大分裂，台灣仍存在不少可以尋找的公約數，包括民進黨、賴清德總統也接受中華民國，自由、民主、人權更是社會可以共享的價值，因此不同政黨仍應設法尋求基本共識，而非讓政黨競爭一路走向極端。 鄭欽模指出，國民黨也可以扮演與中國大陸溝通的角色，兩岸官方溝通管道在蔡英文執政後幾乎全中斷，更凸顯維持溝通管道的重要性。對國家而言，真正需要考量的是整體利益，而不能只從意識形態出發。 鄭欽模最後強調，美國總統川普更明顯以美國國家利益作為政策核心，美國與歐洲之間也愈來愈錙銖必較，美國對盟友防衛責任要求同樣提高。面對這樣的國際結構，台灣不能認為只要單方面依靠美國，雞蛋放在同一籃子，就能解決所有安全問題。
台海若爆危機，真正決定戰局的未必是飛彈、軍艦與戰機，能源、半導體、關鍵礦產及全球供應鏈同樣可能成北京施壓工具。《華盛頓郵報》旗下WP Intelligence與新路線戰略政策研究所（New Lines Institute）上月底進行一場模擬美中台海危機的兵棋推演，劇本刻意設定在中共尚未動武情況下，先利用能源與經濟手段施壓台灣及美國盟友。 這場兵推演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台海沒爆發熱戰，北京仍可能透過能源供應、關鍵礦產、投資及市場准入等經濟籌碼，逐步製造美國與盟友之間的利益分歧，甚至讓台灣本身傾向對中國大陸妥協。 WP Intelligence事後指出，這場模擬的目的不是預測未來一定會發生什麼，而是測試決策者面對美中競爭升高、台海危機及全球供應鏈中斷時，既有假設是否經得起壓力。參與者分別扮演美國、台灣、日本、澳洲、中國及一家主要美國科技製造商，並在AI輔助地緣政治推演平台上，針對危機發展逐步做出選擇。 劇本設定2026年9月 北京從「能源」下手 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這場兵推由《華郵》全球安全首席分析師羅金（Josh Rogin）、新路線研究所高級主任喬索夫斯基（Eugene Chausovsky）等人主持。官方資料顯示，推演設定的核心情境是美中在貿易、科技與台灣問題上的矛盾進一步惡化，最後演變成全球供應鏈危機。 依推演設定，時間來到2026年9月，美中在關稅、科技及台灣問題上的談判破裂。北京隨後提出一項名為「乾淨能源法案」（Clean Energy Act）的措施，要求輸往台灣的煤炭必須先經過中國指定港口；同時，海外液化天然氣若要運往中國或台灣，也必須獲得北京批准。 更重要是，北京還設定市場懲罰機制：若航運商不遵守相關要求，就可能失去中國市場。 這種劇本的關鍵，不是中國直接封鎖台灣，而是讓能源供應商、航運公司及企業先面臨「是否得罪中國市場」的選擇。也就是說，北京甚至不必第一時間動用軍事力量，就可能利用全球企業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迫使企業重新計算風險。 台積電發出警告 停電恐直接衝擊晶片交貨 兵推最敏感的節之一，就是台灣能源安全與台積電之間的連動。推演設定中，北京宣布相關「能源法案」兩天後，台積電私下向參與者警告，如果台灣因能源供應受到干擾而發生停電，晶圓廠生產及晶片交貨都可能受到影響。 這個情境突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另一戰略弱點：先進晶片製造高度依賴穩定、持續的電力供應。 羅金指出，台灣能源高度依賴進口，而台積電又是全球最重要先進半導體製造商之一，因此能源安全並不只是台灣內政問題，也直接關係到全球科技供應鏈。換句話說，如果北京透過能源運輸製造壓力，受影響的不只是台灣家庭或一般企業，而可能包括全球汽車、AI伺服器、手機、電腦及國防科技產業。 這也讓台積電在台海危機中的角色更特殊：既是台灣最重要戰略產業之一，也可能成為全球各國在危機中不得不保護的關鍵節點。 而這正是此次兵推所試圖揭示的問題——台灣最重要的經濟優勢，也可能在危機時成為對手施壓的槓桿。 美國第一回合出手 中國不急著開戰反而打「經濟牌」 推演第一回合，美國採取較強硬措施，包括在台海執行航行自由行動，同時制裁與俄羅斯、伊朗進行交易的中國實體；日本也加入軍事演習，並強化與美國及其他盟友的合作。但盟友之間並沒有完全按照華府預期採取一致行動。 台灣雖然同步進行防禦軍演，卻開始放寬對中國商品的貿易限制；澳洲則維持相對低調的軍事姿態，並派遣代表團前往北京，希望深化雙邊經濟關係。 北京隨即採取反制。中國削減對美國盟友的關鍵礦產出口約10%，同時在台海展開軍事演習。這一回合顯示的並非「中國開戰」，而是另一種更複雜的危機：當北京同時使用軍事展示與經濟工具時，美國盟友是否仍會保持一致？答案並不樂觀。 澳洲基於自身經濟利益選擇與北京保持接觸，台灣也開始調整對中貿易政策。這意味著，一旦危機持續，美國盟友可能不會完全按照華府的戰略節奏行動。 第二回合更棘手 北京豁免台灣反而成功分化盟友 到了第二回合，美日進一步對中國半導體出口採取限制，幅度提高到50%，同時加快對台軍售。但台灣卻進一步解除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其後，北京則再升高經濟壓力，將對美國及其他盟友的關鍵礦產出口削減50%。 然而，中國在這裡採取一項極具策略性的做法：豁免台灣。北京並沒有把台灣與美國、日本等國一起納入全面限制，反而增加對台投資。這項措施在兵推中產生相當明顯的政治效果。 一方面，美國與日本因國安考量對中國採取半導體限制；另方面，中國卻向台灣提供投資與市場利益。這讓台灣面臨非常現實的選擇：究竟應優先維持與美國的安全合作，還是避免因對中經濟政策而承受更大的產業及能源風險？ 新路線研究所事後分析認為，中國透過投資與對台灣的特殊豁免，成功使台北逐漸傾向妥協，也在美國主導的聯盟中製造裂縫。這就是此次兵推最重要結論之一：北京不需要首先攻擊台灣，就可能利用經濟利益改變盟友的政治選擇。 AI重新跑一次劇本 中國更具攻擊性 兵推結束後，主辦方又利用AI重新跑了一次相同劇本。結果顯示，AI扮演的中國在某些情境下展現出更高程度攻擊性，但美國在經濟反制方面反更克制。同時，企業的反應也有所不同。 在AI版本中，企業並未簡單地大量囤積商品，而是建立一定程度的緩衝庫存，同時分散供應鏈來源。這結果突顯一項重要問題：面對台海危機，企業的反應可能比政府更快，也可能比政府更直接受到市場利益牽動。 企業必須考慮的不只是「支持哪一方」，而是原料能不能取得、工廠能不能運轉、商品能不能運輸，以及失去中國市場後能否繼續生存。因此，一旦美中衝突升高，國家安全政策與企業經營決策未必完全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整場兵棋推演最終沒爆發真正的熱戰，中國也沒最終實施「乾淨能源法案」。表面上看，這似乎代表美國及日本的強硬政策取得一定效果。但如果從經濟成本觀察，結果並不樂觀。 在整個危機過程中，關鍵礦產及半導體供應鏈遭到嚴重破壞，全球經濟承受相當高昂的代價。也就是說，即使美國成功阻止中國把危機推向全面戰爭，「沒有開戰」也不等於沒有付出代價。 供應鏈中斷、能源價格上升、關鍵礦產短缺及企業生產受阻，都可能成為台海危機的「非軍事戰場」。這對台灣尤其重要。 台灣半導體產業高度集中，能源又高度依賴進口，兩者一旦同時受衝擊，可能產生連鎖效應。晶片製造需要穩定電力，電力需要能源進口，能源進口又需要安全的海空運輸通道；任何一環遭到干擾，都可能影響全球科技產業。 澳洲「特立獨行」 暴露美國聯盟並非鐵板一塊 兵推另一值得關注的結果，是澳洲的選擇。澳洲是美國在印太最重要安全夥伴之一，但在這場模擬危機中，澳洲並未完全跟隨美國的軍事路線，而是採取較低調的軍事姿態，同時派代表團前往北京尋求深化經濟關係。 這說明一旦台海危機真正發生，盟友之間可能出現不同的國家利益排序。日本可能更加重視台海安全與美日同盟；澳洲則可能同時考量對華貿易利益；台灣則可能面臨能源、半導體及經濟穩定的三重壓力。 因此，兵推報告提出的核心警告是：美國不能假設盟友在危機中必然採取完全一致的立場。台灣危機不只是軍事問題，也是能源、貿易、金融、礦產及供應鏈問題。 報告提四項建議 降低中國經濟籌碼 根據此次兵推結果，新路線研究所提出幾項重要建議。第一，各國政府及企業都應提前制定能源與供應鏈中斷的應變方案，不是等危機爆發後才開始尋找替代來源。 第二，企業及政府應提前決定，在供應短缺時應如何分配有限資源、如何對待不同客戶，避免危機發生後才因利益衝突陷入混亂。 第三，國安政策與經濟政策可能出現矛盾，政府與企業應提前認識到這一點。當一國從國安角度要求「對中強硬」，企業卻仍高度依賴中國市場與供應鏈時，兩種政策自然可能產生衝突。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就是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 這不只是要把所有製造業完全搬離中國，而是要建立多元化供應來源，避免任何單一國家能夠利用能源、礦產、零組件或市場准入，對整個聯盟施加過大的政治壓力。 台海危機「沒有開戰」也可能重創全球 這場兵推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預測中國一定會採取哪一項具體行動，而是揭露一種可能被低估的危機模式。也就是說，台海衝突未必從飛彈攻擊開始。 北京如果希望施壓台灣，可能先從能源、貿易、投資、關鍵礦產及市場准入著手，讓台灣及美國盟友逐漸面臨不同的經濟利益。當各國利益開始分歧，原本看似堅固的聯盟就可能出現裂縫。
有「美國甜心」之稱的達拉斯牛仔啦啦隊（Dallas Cowboys Cheerleaders）長期被視為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最具代表性的啦啦隊之一。成立於1961年的這支隊伍，近年因Netflix紀錄片《美國甜心：達拉斯牛仔啦啦隊》（America’s Sweethearts: Dallas Cowboys Cheerleaders）受到全球關注，也讓啦啦隊員長期面臨的高要求、低薪資與勞動條件問題浮上檯面。 過去美國職業運動的啦啦隊多被視為場邊娛樂的一環，不少隊員屬於兼職性質，通常不像球員一樣享有完整的正職福利、保險或工會保障。然而，啦啦隊員的選拔並不因此容易，反而必須經過嚴格競爭才能取得一席之地。 達拉斯牛仔啦啦隊總監芬萊斯（Kelli Finglass）本身也是退役隊員。她曾介紹隊伍的選拔制度，從線上申請、自行錄製舞蹈影片，到現場評審考核，參選者必須接受包括舞蹈技巧、動作標準與整體表現等多方面評估，並闖過多輪甄選，才能正式成為隊員。 牛仔啦啦隊招牌造型則是短版牛仔制服搭配馬靴。隊伍通常維持約36名隊員，成員入隊時會獲得依身形訂製的制服，並被要求在任期內維持相應體態。芬萊斯強調，隊伍對表演品質與形象的要求始終維持高標準，不會因個別情況而輕易降低要求。 然而，這樣高強度的訓練與表演要求，過去卻未能反映在薪資上。球團方面曾強調，啦啦隊員除了基本薪酬外，也享有包括演出前的美黑、美容及接髮等相關福利，但隊員長期認為，整體報酬與工作付出仍不相稱。 經過長達10年的爭取，達拉斯牛仔啦啦隊終於迎來大幅調薪。2025-26球季起，隊員工作時薪據報從15美元提高至75美元，增幅達400％；例行賽出場表演費也從每場500美元提高至2500美元。 按照相關報導，過去隊員年收入最高約1.5萬美元，而調薪後，部分知名度較高的頂尖隊員若加上商業活動等收入，年收入最高可達約15萬美元，薪酬結構出現顯著變化。
外交部駐瑞士台北文化經濟代表團日內瓦辦事處長李冠德，日前遭內部檢舉涉嫌濫用公帑、職場霸凌，甚至因酒駕、超速遭瑞士警方關切。外交部已要求返國說明，根據李冠德提出的書面資料，他不僅駁斥指控，並將矛頭指向3名下屬，反控下屬延宕工作欲先行返家，甚或是延宕工作故意不報告，還「蓄意激怒本人」，他更反駁遭到對方摔門。 針對吹哨者指控李冠德在耶誕假期間，對帶著6歲幼兒到辦公室加班的官員同仁失控咆哮。李冠德澄清，林員在工作期間未能完成應盡作業，並兩度表示回家做飯給小孩吃，因無法完成公務，他表示延宕甚久，口氣嚴肅，但絕無飆罵。 爆料者指控李冠德在館務會議極盡言詞羞辱，對同仁身心健康造成嚴重損害，針對同仁事後於公務群組張貼反霸凌宣導資料，李冠德自覺心虛，私下致電要求負責管理群組的人事官刪除相關訊息。李冠德反駁說，同仁劉員明知有延宕業務多項，卻故意不報告，「蓄意激怒本人」，他請劉員回辦公室取件補充報告，劉員當場大力摔門而去，並未再回到會議室。 爆料者指稱，李冠德曾在會議中以地域司、衛福部等出身來貶低同事，或以宗教信仰嘲諷同事，且要求感冒的同事拿下口罩以免「嚇到大家」。李冠德對此全面否認，他說這是斷章取義，更沒嘲笑同事，也沒要求同仁摘下口罩。 針對於酒駕與超速駕駛的指控，李冠德則是不承認酒駕。傳出遲未回覆瑞士當局有關超速駕駛的要求，李冠德說是因為同事誤導，唯一法文組劉姓組員未將日內瓦外交警察的詢問充分告知他，刻意阻斷訊息，指控人利用職務之便偷拍內容，進行惡意爆料。李冠德說，他已經回覆相關單位並取得理解。 ★《梅花新聞網》關心您，勇於求助，遠離網路霸凌！檢舉網路霸凌iWIN熱線：（02）25775118、教育部反霸凌投訴專線: 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