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川普第二任期的軍事更名，釋出值得台灣警惕的戰略訊號。不到一年內，華府接連調整兩項象徵性軍事名稱：其一是2025年9月，川普簽署行政命令，允許以「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與「戰爭部長」（Secretary of War）作為「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與「國防部長」（Secretary of Defense）的次要正式稱謂；其二是2026年6月，美國國防部宣布，將川普第一任期於2018年更名的「美國印太司令部」（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Command），恢復為沿用逾七十年的舊稱「美國太平洋司令部」（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 據美國軍事媒體《國防新聞》（Defense News）報導，這次更名不影響司令部任務或責任範圍，現任司令帕帕羅（Samuel Paparo）也將續任，職銜僅由「印太司令部司令」改為「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換言之，美軍並未撤出印度洋，也未突然縮減亞洲兵力。然而，戰略名稱從不只是行政標籤；當一個具有特定意涵的名稱被刻意更換，外界自然會追問：背後的政策思維是否正在轉向。 「印太」不是普通地理名詞 在「印太」概念出現前，美國談亞洲安全時，主要沿用冷戰以來的「第一島鏈」（First Island Chain）思維。這條由日本、韓國、台灣與菲律賓構成的西太平洋防線中，台灣位於最敏感的節點。直到2018年，川普第一任期將「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印太司令部」，這套戰略語言才出現明顯變化。時任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表示，更名反映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連結日益加深。 「印太」不只是地理區分，而是一套戰略敘事。它將美國的亞洲視野從西太平洋推展至印度洋，把印度、日本、澳洲、東南亞與大洋洲納入同一張戰略圖像。其核心在於透過聯盟制衡中國：美國不僅在西太平洋承受北京壓力，也試圖借助更廣泛的區域夥伴分散風險。 這套敘事最初來自日本。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早已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構想，主張將印度洋與太平洋連成一體，並結合沿線民主夥伴共同制衡中國。2018年的更名，意味美國正式接受並制度化安倍的戰略願景。對台灣而言，「印太」帶來明顯的心理安全感，彷彿台灣不再是海上孤島，而是美國及其盟友制衡中國的重要節點。 MAGA底色下的轉向 川普第二任期正在重塑這套戰略語言，背後主軸正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與「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葛羅斯曼（Derek Grossman）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指出，恢復「太平洋司令部」名稱未必代表美軍部署立刻改變，卻可能顯示更深層的戰略轉向。「印太」原本象徵美國透過印度、日本、澳洲等夥伴建立長期聯盟架構；如今改回「太平洋」，則可能意味川普政府已不再將廣泛聯盟視為對中政策的核心支柱。 這不代表美國將停止制衡中國，而是制衡方式可能更趨交易化。在「美國優先」的思維下，川普不願受長期戰略框架約束，也不傾向以價值聯盟包裝外交；他更常以關稅、市場、能源、軍費分攤與直接談判來衡量盟友和對手，核心問題始終是「美國能得到什麼」。 同盟變成成本計算 《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評論指出，恢復「太平洋司令部」名稱，或意味美國將戰略重心重新拉回傳統西太平洋海權部署。對中國的軍事嚇阻仍是主軸，但「印太」所代表的廣域聯盟敘事，可能轉向更直接的前線部署與成本分攤。 在這種邏輯下，盟友仍然重要，但價值不再只來自共同理念，而取決於能否增加軍費、提供基地、採購美製武器，並在前線承擔更多風險。日本被要求提高防衛支出，台灣也被要求增加國防預算、強化自我防衛。這些要求並非全無道理，但台灣必須認清：美國對台支持不是無條件承諾，而是建立在美國自身利益、區域部署與成本效益的持續評估之上。 台灣別把「印太核心」當保命符 台灣常自許為「印太戰略核心」，這並非沒有依據：台灣位於第一島鏈樞紐，掌握全球關鍵半導體供應鏈，民主制度也使其成為美中競爭中的象徵性前線。然而，若華府淡化聯盟敘事、強化交易邏輯，台灣就不能只靠「印太核心」四個字自我安慰。戰略價值不能只靠自我宣示，而取決於大國如何衡量成本、利益與風險。 更名本身未必改變美軍部署，也不代表美國必然出賣台灣；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利益，以及日本、韓國、菲律賓、關島與台海周邊部署，仍會持續存在。真正需要警覺的是，美國描述亞洲安全秩序的方式正在轉變，台灣也必須重新校正安全想像，避免把戰略名詞誤認為安全保證。國際政治從來不是道德承諾的累積，而是利益與實力的持續計算。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專欄
教育電台由陳碧涵博士主持的「與美感教育共舞」節目專訪113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首獎得主、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系鄭伊珊。 美，不只存在展覽中，更是自然地融入日常的「怦然心動。」現正就讀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大三的鄭伊珊，是113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首獎得主，成長至今陸續獲得不少獎項的肯定。她與書法的深刻緣分，其實藏著一段充滿反差的童年往事。國小二年級時的她，極為活潑調皮、好動、坐不住，課後輔導班老師見她太過浮躁，便語重心長地建議媽媽帶她去學書法「靜心。」沒想到，當初為了改善習性和脾氣而誤打誤撞開啟的嘗試，竟讓她一路深入至今，甚至成為人生志業所在。 在學書法練字與畫的成長過程中，身邊常常環繞著同好和高手，那些體悟、開竅、浸染也滋養了她的美感素養。一切都是自然天成，無須刻意安排，印象中，阿祖在她小時候便常隨興提筆寫字，並把作品掛在牆上，讓大家共享觀賞。那是一種想寫就寫、自然生成的藝術氛圍和日常生活存在狀態，書法字畫飽含的藝術性、多樣性和趣味感，像魔法一樣，深深的在她幼小心靈上種下了對筆墨世界的嚮往。 然而，專業的道路上，從來不會是一路順遂、一蹴可就的，長時間的練習更是一場孤獨的修行。隨著年齡增長、對自我的要求越來越高，再加上師長的期望不斷加大，排山倒海的壓力也曾讓她面臨嚴重的卡關低潮。在極度懷疑人生、怎麼寫都不滿意的原地糾結中，長榮大學書畫系的老師給了她關鍵的指引建議她「拉開距離、轉換心境」，暫時放下原先習以為常的清秀字型，轉改臨摹粗獷、風格厚重的碑體字。此種類似「生活出走」的字體轉換，神奇地拓寬了她的眼界與心境，再度回頭書寫時，過往的瓶頸竟迎刃而解、豁然開朗。竟讓她從趙之謙、志勇到宋徽宗瘦金體的融合中，逐漸鍛造出屬於自己大氣且獨特的筆墨風格。 每當面對大型的全國性比賽，考驗的更是心性的穩定度。寫一張參賽作品往往需要反覆臨摹寫下好幾十份宣紙。在毛筆與墨汁交融的運筆當下，二、三十個字必須一氣呵成，控制好每一筆的力道、速度、運筆與結構。只要有一處不完美，就得從頭來過，極度考驗耐力和韌性，她常常在畫室一窩就是大半天，專注到連吃飯都忘記，也算是另類的「廢寢忘食」吧！ 對鄭伊珊而言，書法帶給她最棒的禮物就是「充滿歡喜的靈魂和堅持。」美，不是一味的追求快樂；當你願意咬牙堅持，跨過重重想放棄的關卡後，迎來的，便是海闊天空。
劉性仁／中國文化大學國發大陸所副教授 藍營實在沒有再輸的本錢與空間了，因為隨著兩岸局勢的緊張與中美關係的變化，藍營主張和平保台的路線必須得到實現與確保，隨著柯文哲認為藍營不能整碗捧去的怨言，藍白合的機率越來越小，加上柯文哲主張敗選的黨主席就要下台的呼聲，使得藍白合頻生波瀾，因此開始探討2028大選最適合的候選人，變得更加重要；產生的人選必須拋出主觀感情好惡，以理性及現實層面來探討藍營最有可能勝選及最具可行性的候選人，應當是當前重要的工作。 政治是殘酷的，講求的是實力，注重的是條件，找出一組叫好不叫座的候選人，到頭來還是敗選的結果，也因此必須得到美國和國際力量的相信，不管支不支持，都應該去做，這也無怪乎藍營要角紛紛赴美，必須讓外界更加了解國民黨主流聲音和候選人個別主張；柯文哲前主席的感嘆只能作為政治殘酷現實的反映，白營要發展，必須要有一定民意的支持，倘若黨員一一退黨，再加上內部不團結，很難取得大選的門票，因為民主的道理人人都懂，民主不是選出聖人，而是選出最適合的候選人。 對於國民黨來說，黨內處處是人才，必須考量到路線中道、個性穩定、團隊完整、整合能力強及溝通能力佳等要件，輔以性別、年紀、地域、省籍、代表性等條件，期許產生一位穩健的候選人，以勝選為首要考量，藍營丟掉政權已經超過十年了，台灣如果再這樣虛耗折騰下去，終日曝露在兩岸文攻武嚇及三不五時出現風險的危機下，台灣未來恐怕就必須隨著兩岸被迫攤牌而承擔不可測與不可控的風險。 人選處處有，需要討論，需要當事人有意願，藍營必須儘早找出人選，與民進黨進行君子之爭，這是民主常態，也是我們信守的信念；眼下2028年初選時程，越早確定人選，越好做好心理及實質的準備，外界探討的盧侯配也好？還是盧鄭配也好？還是盧韓配也好？還是鄭盧配也好？還是鄭侯配也好？還是鄭配也好？還是有其他的思考，都必須經過醞釀、討論、準備、溝通最後通過黨內民主程序來完成。 因此，藍營不只要整合黨內，還要吸收中間選民，特別是年輕人的選票，這不是主觀的偏好，而是客觀理性評估，確實具有勝選的可能性，畢竟大環境對國民黨十分不利，加上國外往往聽信民進黨的說法早已對國民黨抹的認知有所偏頗，看不見國民黨治理能力的優勢，國民黨在內外條件不利的情況下，若不提前準備，難以挽回頹勢，政黨輸掉選舉事小，賠上台灣的未來才是大事。 總之，國民黨2028希望重返執政，就不能與台灣主流民意脫節，不能與國際實力對著幹，也不能搞壞兩岸關係，這不容易，很難，但要做，要找有使命感及有能力的候選人來做，甚至是一個團隊都要一起努力。國民黨已經流失很多，有利益派的變色龍，有理念派的出走，有世代生命的自然考驗，黨員的結構必須全面迎向年輕世代，迎向全球化，期許國民黨能夠早日找出最適合的正副總統人選，為台灣的未來帶來新的氣象。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四度角逐總統大位的藤森惠子（Keiko Fujimori），已在秘魯總統決選中取得難以逆轉的領先。儘管選舉機關尚未完成最後認證，國際媒體已普遍將她視為下一任總統。乍看之下，這只是拉丁美洲又一場右派勝選；真正值得追問的是，「藤森」這個名字何以在三十多年後，仍能牽動秘魯政治。 藤森家族留下的雙重遺產 藤森惠子的父親阿爾貝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是秘魯近代史上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1990年入主總統府時，他面對惡性通貨膨脹、經濟崩潰，以及光明之路（Shining Path）游擊組織發動的恐怖攻擊。支持者認為，他穩住經濟、重建秩序，讓秘魯走出暴力陰影；批評者則指出，1992年藤森在軍方支持下解散國會、重整憲政體制，使秘魯民主制度受到重大衝擊；執政期間更涉及嚴重人權爭議，最終因貪腐與侵犯人權等罪名入獄。 治理失能才是秘魯病根 若只將藤森惠子的崛起視為家族政治復辟，恐怕看輕了問題。更值得正視的，是秘魯長年累積的治理危機。過去十年間，這個國家多次更換總統，彈劾、辭職、司法調查與政治惡鬥幾乎成了政壇日常。行政與立法長期對峙，政黨體系高度碎裂，使政策難以延續。對許多秘魯人而言，問題早已超越左派與右派之爭，而是國家還有沒有能力把基本政務運轉下去。 制度失能已從偶發事件變成結構性問題。《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分析指出，無論最終由誰入主總統府，都將面對高度碎片化的國會，以及長期難以凝聚共識的政治環境。當政府一再更迭、政策無法延續，人民對民主制度治理能力的信任，自然會被逐步消磨。 治安焦慮改變選票流向 治理失能之外，治安惡化也是左右選情的關鍵。對一般民眾而言，再完整的政治理念，也抵不過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夜裡能不能平安回家、商家能否免於勒索、孩子上學是否安全，這些切身問題，往往比左右意識形態更能決定選票。 根據《路透社》（Reuters）報導，藤森惠子將恢復秩序、嚴打犯罪作為核心訴求，吸引許多對現況不滿的選民。許多人把票投給她，未必是全面擁抱藤森時代的一切，而更像是一種現實選擇：盼望政府重新拿出治理能力，讓國家恢復穩定與可預測性。 懷舊政治正在變成力量 近年政治學界反覆討論「懷舊政治」（Politics of Nostalgia）。當社會對眼前處境失望，人們便會回頭重新評價過去。這份懷念未必來自完整的歷史記憶，更多時候源自對現實的不滿。真正被懷念的，往往不是某位領導人，而是那個看似更穩定、更安全、對未來更有把握的年代。 這股情緒不只反映在選票，也反映於市場判斷。《彭博》（Bloomberg）指出，投資人關切的不只是誰贏得選舉，而是秘魯能否重建政治穩定與政策可預測性。無論是選民還是市場，真正尋找的往往不是特定意識形態，而是一個能正常運作的國家。 秘魯這場選舉，正是這種集體心理的寫照。許多選民念念不忘的，並非藤森本人，而是那種「國家似乎還有辦法解決問題」的踏實感。當民主制度一再辜負人民對治安、經濟與治理的基本期待，社會便會回頭，到過去尋找答案。 台灣也該讀懂這記警鐘 秘魯大選揭示的，並非一國一地的孤例。許多民主國家近年都浮現類似軌跡：當經濟成長停滯、社會對立加劇、政治信任下降，人們便開始重新打量那些曾被否定的領導人與政策。懷舊不只是一種情感反應，也可能凝聚成政治力量。 對台灣而言，秘魯選舉的提醒，不在於該選擇哪一條政治路線，而在於民主治理不能只靠政治動員支撐。當一個社會開始集體懷念過去，往往不是因為昨日真的那般美好，而是人們對今天感到不安。民主政治最艱鉅的挑戰，從來不是喚起人民對過去的記憶，而是建立他們對未來的信任。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美國股市爆發了一波令人震驚的科技股拋售潮，那斯達克指數單日重挫逾4%，費城半導體指數在幾個交易日內累計跌幅超過8%，輝達、博通等AI晶片大廠股價接連遭到修正，標普500科技類股指數更從高點下跌超過11%，正式進入技術性修正區間。這股寒意迅速蔓延至亞洲市場，南韓股市更從高點暴跌逾一成。一時之間，「AI泡沫」的討論甚囂塵上，這場盛宴究竟還能走多遠？ 泡沫之辯無定論 說AI是泡沫，不少人認為此言不差。從估值角度看，多家AI相關企業的本益比早已超過50倍，遠高於歷史均值。更值得注意的是，以「巴菲特指標」衡量，當前美股市值佔GDP的比例已超過220%，遠遠高過2000年網路泡沫時的峰值，市場風險之高不言而喻。 說AI不是泡沫，也有充分依據。目前七大科技巨頭的獲利能力依然強勁，谷歌一季度淨利同比大增逾八成，各大AI晶片廠商訂單更已排至2027年。與2000年前後那批「燒錢卻無法獲利」的網路公司相比，今天的AI龍頭企業至少還有實實在在的現金流撐場。主流投資機構的主流看法是，此次修正屬於技術性調整，而非系統性崩潰的前兆。 過熱與現實的落差 問題癥結不在於AI本身是否有價值，而在於市場情緒是否已偏離現實太遠。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顯示，目前採用生成式AI的企業中，高達95%尚未從中取得實質獲利，真正實現大規模持續投資報酬的更是少之又少。OpenAI去年一季虧損約115億美元，預計要到2030年才有機會轉虧為盈。這些數據說明，AI的商業變現之路遠比想像中艱難，市場對它的熱情卻已提前兌現了未來好幾年的成長預期。 科技股集中度過高的問題同樣不容忽視，持有標普500指數基金的投資人，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資金集中在七檔股票，那斯達克100的集中度更達四成左右。一旦這幾家龍頭企業同時出現財報不如預期，或AI資本支出的回報率遭到質疑，市場很可能出現快速且無序的拋售。這並非在危言聳聽，而是結構性風險使然。 美國就業市場持續強勁帶來了另一層隱憂，超出預期的非農就業數據，讓市場對聯準會降息的期待大幅降溫，甚至出現升息的討論。在高利率環境下，高估值科技股承受的壓力自然倍增。另外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無論是中東局勢的緊張，還是中國AI企業以更低成本切入市場，也在不斷侵蝕投資人的信心。 臺灣不能置身事外 這場全球性的AI股市震盪，對臺灣的影響絕非隔岸觀火。臺積電做為全球AI晶片的核心製造商，股價早已與全球AI景氣高度連動。臺灣加權指數中，半導體族群權重極高，只要美股晶片類股一有風吹草動，本地市場往往首當其衝。投資人必須正視一個現實，臺灣資本市場的命運，已與全球AI產業的榮枯深度捆綁在一起。 對一般投資人而言，此刻最重要的不是追問泡沫何時破裂，而是思考自己的投資組合是否過於押注在單一主題上。無論AI的長期潛力有多龐大，任何資產在短期內都可能因情緒面的超漲而承受修正壓力。分散投資、關注企業真實獲利能力，以及對「故事型」題材保持一定距離，是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自我保護。 理性才是真資產 歷史一再告訴我們，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革命性技術」，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曾引發過度狂熱，也都曾留下一地雞毛。AI的到來確實不同以往，它對人類生產力的提升潛力可能遠超網路革命。但「技術確實改變世界」和「現在這個價格值得買入」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市場最終會回歸基本面，獲利數字不會說謊。 AI科技股正在接受一場關鍵的壓力測試，測試的結果將決定，這究竟是一次健康的回檔整理，還是更大規模修正的序曲。無論結果如何，那些保持冷靜、不隨市場情緒起舞的投資人，終將比那些追高殺低者走得更穩、更遠。狂潮之後，理性才是最值錢的資產。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國軍六月將官晉升名單中，最受軍中矚目的並非哪個作戰兵科將領掛星，而是三位政戰專科班出身軍官同時晉升少將。由於政戰體系將官缺額有限，專科班軍官過去更長期面臨升遷天花板，因此這樣的人事安排在國軍歷史上並不多見。若再結合近年共諜案頻傳、保防工作升溫的背景觀察，這波人事案所透露的，恐怕不只是用人思維改變，更反映國安體系正在重新調整其優先順序。 罕見的三位政戰專科班少將 賴清德總統日前主持將官晉任典禮，授階時特別強調保防工作、國家機密維護與敵我意識的重要性，要求新任將領持續強化反滲透與安全防護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晉升的三位少將不僅同屬政戰體系，更全數出身政戰專科班。過去政戰系統高階職務多由正期班背景軍官主導，專科班軍官即使基層歷練完整，也普遍認為升到上校已屬不易。因此三人同時掛星，在軍中被視為罕見現象。 若只看這場典禮，或許只是國軍例行人事晉升。然而，放在當前國安環境下觀察，這樣的人事布局顯然不只是升官問題，而是反映保防、反情報與認知作戰的重要性正在快速提升。 共諜風暴下的國安壓力 過去談到國家安全，多數人想到的是飛彈、軍艦與戰機。然而在資訊戰、認知戰與灰色地帶衝突時代，安全威脅早已不限於傳統軍事領域。 近年遭起訴或偵辦的案件中，不乏現役、退役軍人，甚至延伸至敏感單位與權力核心周邊。最令人不安之處，不只是個別人員違法，而是類似事件反覆出現。當同類型案件一再發生時，社會自然開始質疑：問題究竟出在人員操守，還是制度本身？ 國安工作的核心從來不是抓到多少間諜，而是能否在問題發生之前建立有效防線。若每次都要等到案件曝光、司法介入與媒體報導之後才發現漏洞，那代表防線其實早已被突破。 國安思維開始向社會外溢 因此，賴政府近期不斷強調保防與反滲透，當然有其現實背景。但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股國安思維似乎已開始從軍事與情報領域向社會層面擴張。 今年以來，賴清德將中國大陸定調為「境外敵對勢力」，政府各部門也陸續強化對統戰、滲透與交流活動的警覺。海峽論壇被視為中共對台統戰平台，陸委會更認為台東縣長饒慶鈴雖未親自赴陸，只是以預錄影片方式行銷台東農產品，仍可能涉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3條之1所稱的合作行為，而函請內政部進一步查處。 問題在於，當地方首長替農民行銷產品都可能被納入統戰風險框架時，社會自然會開始追問：國安法制的邊界究竟在哪裡？ 從海峽論壇到媽祖進香 近年兩岸宗教交流持續受到高度檢視。湄洲媽祖祖廟進香活動屢次引發統戰爭議；台北上海雙城論壇每年舉辦，也總伴隨政治攻防；不少藝人長期在中國大陸發展，台商仍持續往返兩岸市場。 若按照最寬鬆的統戰定義，這些活動都可能被認為存在風險；但若全部納入國安框架檢視，正常的兩岸社會交流又該如何定位？ 台灣彷彿又回到「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年代。差別只是，過去靠標語動員恐懼，今天則是在共諜案頻傳、國安漏洞外露後，被迫重新面對同樣的問題：國家安全不能只靠口號，也不能只靠懷疑。 國安需要防線，而不是框線 若政府只剩下不斷提醒人民提高警覺，卻說不清楚總統府、國安會與軍方內部為何一再出現漏洞，那麼真正需要被檢討的，恐怕不是人民警覺性不足，而是國安治理能力不足。 共諜案當然需要查辦，保防工作也必須強化。但民主社會的難題從來不是要不要維護國家安全，而是如何在安全與自由之間維持平衡。當海峽論壇、饒慶鈴案、宗教交流、雙城論壇、藝人赴陸發展與台商經貿往來，都被放進同一套國安語言檢視時，政府更有責任向社會說明清楚的標準。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知遠/媒體人 馬英九高齡認知退化議題近來在政壇延燒，馬家人發表聲明指出，希望馬英九能夠逐步淡出公共事務、安享退休生活，並提及未來醫療與照護安排。 隨著基金會內部爆發財務爭議，沉寂多年的金溥聰重新進入核心決策圈，其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早已超越單純調查者，不僅主導輿論攻防，更將事件定調為「財政紀律問題」，甚至上升到背信、侵占等司法層次，從政治角度觀察，這種高強度的處理方式，難免令人聯想到，正在進行一場有計畫的權力重組。 這場風波明面上是財務紀律與帳目爭議，暗地裡卻是一場圍繞著國民黨政治路線、權力主導權與接班布局的內部鬥爭，爭的是馬英九政治資產由誰掌控的戰爭。 長期以來，蕭旭岑被視為馬英九最信任的幕僚，從馬辦時期到基金會成立，再到推動兩岸青年交流、大九學堂等交流，蕭旭岑是馬英九政治理念最重要的推手及執行者，近年馬英九多次訪問中國大陸，兩岸青年交流活動能夠持續推動，蕭旭岑更是關鍵操盤手。 大眾真正關心的問題並非帳目數字，而是「如果蕭旭岑真如外界所指涉嫌不法，為何多年來始終是馬英九最信任的左右手？為何在推動兩岸交流最具成果的時刻，才突然成為被清算的對象？」這些疑問至今仍未獲得完整解答。 與此同時，蕭旭岑在整起事件展現出「忍辱負重」的姿態，面對昔日恩師公開質疑，甚至遭到司法追究，他並未全面翻臉，而是多次強調尊重馬英九、希望真相水落石出，並表示若有不法願意辭職負責。這種克制，反映的或許不只是個人修養，更是對多年情誼與政治信念的最後堅持。 當然目前相關爭議仍在司法與調查程序中，這場風波最大的傷害恐怕不是誰輸誰贏，而是馬英九陣營多年建立的團隊信任徹底瓦解。曾經並肩作戰的核心幕僚，如今公開對立；曾經被視為藍營最穩固的政治資產，如今卻陷入內耗與猜疑，國民黨未來究竟應該以台美關係為優先，還是繼續深化兩岸交流作為主要路線，這場衝突因此被部分觀察人士視為「馬系內戰」，也是藍營路線之爭的縮影。 這場未來國民黨話語權的鬥爭才剛開始，金溥聰究竟是在清理門戶，還是在重塑權力版圖；蕭旭岑究竟是違反紀律，還是成為政治鬥爭下的犧牲者，答案恐怕仍有待後續發展與觀察。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中日關係惡化後，中國持續加強對日稀土與關鍵材料出口管制。《路透社》（Reuters）引述中國海關數據指出，日本自去年11月以來幾乎未再取得中國出口的氧化鋱與氧化鏑；氧化釔出貨量也明顯下滑。這不只是貿易數據變動，而是日本高階製造供應鏈正承受上游材料壓力的清楚訊號。 日本長期在半導體材料、精密零組件、汽車零部件與高階化學材料等領域具備優勢，但高階製造的競爭不只在終端技術。稀土、鎢粉、鎵等關鍵材料雖不顯眼，卻是高階電子、精密加工與軍民兩用產業的重要基礎。一旦出口許可、最終用途審查與軍民兩用管制收緊，日本企業將最先在庫存、交期與成本上感受到壓力。 北京為何針對日本 中國升高對日管制，不能只視為一般貿易摩擦。高市早苗上台後，涉及「台灣有事」的表態、修憲討論、防衛支出擴大，以及強化國防工業的政策方向，都引發北京高度警惕。從中國角度看，這些不只是日本內政調整，而是日本逐步突破戰後和平憲法框架、走向再軍事化的訊號。 《韓國時報》（The Korea Times）社論指出，中國對日本出口管制，與高市早苗關於台灣事態的發言有關，也提醒韓國必須重新檢視關鍵資源供應安全。換言之，這場中日摩擦已不只是雙邊外交爭議，也牽動東亞高科技供應鏈與區域安全秩序。 北京並未全面切斷對日貿易，而是更精準地審查日本軍工與高階製造供應鏈。《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報導，中國已對40家與日本軍事供應鏈相關的實體祭出限制，其中20家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單，另20家列入觀察名單，理由是防止日本「再軍事化」。 出口許可成為壓力工具 中國管制的重點，是「許可制」與「最終用途」審查。一般民用貿易未必全面中斷，但只要涉及軍民兩用、航太、造船、精密加工、半導體材料，或可能支撐國防產業的用途，都會面臨更嚴格把關。企業可以提出申請，但審查時間、放行條件與最終結果，已不再只是市場交易問題，而是被納入國家安全考量。 這讓日本格外棘手。日本企業擅長中下游製造，但許多產品同時具備民用與軍用用途。精密零組件、電子材料、特殊氣體與高性能磁材，既能用於消費電子、汽車與工業設備，也可能流向軍工、航太與防衛系統。當北京要求更清楚的最終用途說明，日本企業便難以徹底切開商業供應鏈與國防供應鏈。 鎢粉與六氟化鎢的警訊 近期焦點集中在高純度鎢粉與六氟化鎢的供應風險。《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報導，中國鎢出口管制已使日本AI晶片供應鏈承壓；受供應瓶頸與晶片需求升溫影響，六氟化鎢價格年增逾200%。外界雖傳出「日本關東電化」與「中央硝子」自7月1日起可能停產或大幅減產，相關細節仍待企業正式確認。 六氟化鎢是半導體與高階電子材料供應鏈中的關鍵特用氣體。日本企業長期在此領域扮演重要角色，一旦原料端高度依賴中國，高階製造優勢便會出現弱點。日本雖可尋找替代供應商、提高庫存，但高純度材料不同於一般商品，無法在短缺時立即換源；純度、穩定性、認證與製程適配，都需要時間驗證。 替代來源遠水救不了近火 2010年中日釣魚台爭議後，日本曾遭遇稀土供應壓力，並開始加速分散來源。近年，日本轉向蒙古、澳洲等資源國，尋找中國以外的供應選項。不過，蒙古雖有稀土與關鍵礦物潛力，卻缺乏完整精煉與加工能力，礦產出口也受地理通道限制；澳洲等資源國雖可協助分散風險，但從礦山到精煉、從粉末到特用材料，都需要資本、技術、環保條件與穩定市場支撐。對日本而言，關鍵不只是找到礦源，而是能否穩定運輸、提純、加工，並導入產線。 剛落幕的G7峰會同樣凸顯供應鏈焦慮。各國領袖討論關鍵礦物供應安全，並設定在2030年前降低對單一非G7來源依賴的目標。這說明，日本面臨的不是個別困境，而是西方高階製造共同承受的結構性壓力：如何減少對中國稀土、關鍵礦物與加工能力的依賴。然而，宣言容易形成共識，真正支撐產業的穩定供應，仍取決於企業投資、長約安排與風險分散。 高階製造回到上游 中國升高稀土管制，對日本的衝擊不只是個別材料短缺，而是迫使日本正視一項現實：高階製造的競爭不僅取決於技術，也取決於誰掌握原料、精煉能力、出口規則與供應鏈節奏。 在北京看來，稀土與關鍵材料不是一般商品，而是產業安全與國家安全的一部分。當高市政權強化安全路線、推動日本國防能力正常化，北京便會把日本軍工與高階製造供應鏈納入更嚴格審查。這不是單純的情緒性貿易報復，而是供應鏈權力的實際運用。 對日本而言，真正的考驗不在於找到替代礦源，而在於能否為重稀土、鎢粉、磁材與特用材料打造更具韌性的供應鏈。若做不到，即使技術優勢仍在，日本高階製造也將長期受制於上游。眼前承受的壓力，其實正是全球產業秩序重組的縮影。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韓股於6月19日劇烈震盪。此前，6月15日至17日，G7峰會在法國舉行；會後，法國總統馬克宏於凡爾賽宮設宴，美國總統川普則在晚宴期間簽署美伊備忘錄，為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恢復通行與後續核談判鋪路。這項利多帶動油價回落、風險資產走揚，也推升韓國綜合股價指數（Korea Composite Stock Price Index, KOSPI）開盤續創新高，盤中一度突破9300點。 然而，利多很快遭遇變數。美國副總統范斯（JD Vance）隨後表示，備忘錄設定的60天談判期才剛開始，伊朗核計畫、制裁安排與霍爾木茲海峽治理等難題仍待解決；核談判延後，也讓亞洲市場轉趨觀望。午後半導體股漲多賣壓浮現，KOSPI終場自高點回落。 這一天的盤勢，也讓韓國媒體所說的「KOSPI憂鬱」（KOSPI blues）更有現實感。它指的不是單純心情沮喪，而是未能搭上AI韓股狂飆列車的人，面對別人已經上車、自己仍被留在月台時，產生的失落、懊悔與相對剝奪感。 半導體雙塔撐起指數 這波韓股多頭的特點，是漲勢高度集中在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與SK海力士（SK Hynix）兩大半導體龍頭。韓國交易所資料顯示，兩家公司合計市值一度占KOSPI總市值逾半。只要半導體買盤轉強，KOSPI便被推升；但一旦大戶獲利了結，指數也常迅速回落，追高進場的散戶便容易被套在高點。 KOSPI創高，未必代表全民共享財富感。當指數愈來愈受少數股票牽動，未持有三星電子、SK海力士或相關ETF的人，即使天天看見KOSPI刷新高點，也只會更感到自己被行情排除在外。國家看到的是市值擴張，普通上班族感受到的卻是錯過。這種被行情甩在身後的落差，正是錯失恐懼（fear of missing out, FOMO）的典型心理。 錯失恐懼變成階級焦慮 對一般公務員與上班族來說，真正刺眼的未必是KOSPI創高，而是有人靠三星電子或SK海力士股票獲利，收益可能已抵過自己多年辛勞與節省。當資本所得一天的漲幅，超過勞動所得多年累積的成果，FOMO就不再只是投資情緒，而會轉化為階級焦慮。 這也是KOSPI憂鬱最值得關注的地方。它不只是投資後悔，而是當勞動所得追不上資本所得時，社會心理壓力浮現的結果。韓國相關統計顯示，2025年工資與薪資占國民總所得的比重下降，家戶月勞動所得成長也明顯落後於財產所得。換言之，薪資成長緩慢，股票、ETF、房產、股利與資本利得等資產收入卻快速拉開差距。 投資行為可能變成情緒調節負擔 從精神醫學角度看，股票投資本身並不是疾病；真正需要留意的，是報酬的不確定性。股市不同於固定薪資，帶有明顯的間歇性回饋：可能突然獲利，也可能迅速虧損。這種難以預測的結果，容易讓人反覆追逐下一次機會。KOSPI憂鬱的常見樣貌，也不只是情緒低落，而是反覆盯盤、上班分心、睡前仍查看股價；看見別人獲利時懊悔自責，行情上漲時怕錯過，回跌時又怕被套牢。久而久之，投資便可能從理財行為，變成情緒調節的負擔。 嚴格而言，「股票投資成癮」並不是精神醫學上的正式獨立診斷；但若投資人反覆交易、難以停手、追高殺低、借款融資或使用高槓桿，甚至因此影響工作與家庭功能，行為模式就已接近行為成癮或病態性賭博。一旦AI熱潮轉為泡沫修正、資金遭套牢，帳面虧損便不只是投資失誤，還可能演變成家庭財務危機。融資與槓桿不只放大獲利想像，也會放大恐懼；行情一旦反轉，追繳保證金與斷頭壓力便會迅速推高焦慮。 台灣也有全民瘋股記憶 台股也曾有全民瘋股的記憶：有人辭去穩定工作，有人荒廢本業，連小店老闆也把心力轉向看盤與短線交易。等行情退潮，許多人才發現，財富幻覺消散得很快，留下的卻可能是債務、套牢與漫長修復。 如今台股在AI與半導體熱潮推動下突破4萬點，表面上展現產業實力；但若投資情緒再度被少數科技權值股牽動，普通上班族也可能在錯失恐懼、追高壓力與槓桿風險中失去判斷。更令人不安的是，當股市屢創新高，人們可能開始相信，單靠工作已追不上人生。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七大工業國集團（Group of Seven，G7）峰會於6月15日至17日在法國東部日內瓦湖（Lake Geneva）畔的埃維昂萊班（Evian-les-Bains）舉行。這座靠近法瑞邊境的溫泉小鎮人口不多，多數與會領袖與代表團都經由瑞士日內瓦機場前往會場。峰會開幕前一天，也就是6月14日，日內瓦街頭已爆發大規模反G7示威。 暴動現場宛如戰場 這場示威由60多個協會、工會與左翼團體組成的「No-G7」聯盟發起，約兩萬人走上日內瓦街頭，抗議資本主義、強權政治、金融秩序、貧富差距，以及全球化帶來的社會不平等。遊行原本大致和平，後來因約600名黑衣激進分子混入而失控。有人撬起路磚，朝警方投擲石塊與照明彈；也有示威者縱火燒毀一輛特斯拉電動車，並砸破銀行與聯合國相關機構窗戶。警方以催淚瓦斯與水砲驅散人群，日內瓦部分街區一度宛如戰場。 法國與瑞士早已嚴陣以待。2003年埃維昂G8峰會期間，示威者曾湧入日內瓦，引發衝突、縱火與搶掠，造成數百萬瑞郎損失。23年後，G7重返埃維昂，日內瓦再次站上反峰會第一線。商家封窗、邊境加強管制、軍警全面進駐，整座城市提前進入高度戒備狀態。 會場內談戰爭，會場外談生計 本屆G7聚焦的議題，包括俄烏戰爭、伊朗問題、關鍵稀土，以及荷莫茲海峽的航運安全。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與美國總統川普再次會晤，爭取更多支持。伊朗與西方談判的進展牽動能源市場與國際油價，作為全球重要能源運輸通道的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成為各國關注焦點。 東道主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也將「全球經濟失衡」列為本屆G7的重要議題。這個看似專業的財經詞彙，其實指向當前全球經濟體系更深層的結構矛盾：戰爭推升能源與運輸成本，中國出口擴張壓縮歐洲產業空間，美國關稅與制裁也讓全球貿易更不穩定。 怒火為何外溢到日內瓦？ 日內瓦雖不是G7會場，卻成了這場峰會最先承受代價的城市。2003年暴動的陰影仍在，法國這次高度戒備，嚴密管控會場周邊與法瑞邊境動線。示威者難以接近法國境內的埃維昂萊班，街頭怒火因此外溢到日內瓦。 整場示威最諷刺之處在於，法國在山區會場接待各國領袖，瑞士卻先承受交通管制、商業停擺、邊境壓力與維安成本。大國開會，小國先埋單；領袖避開抗議路線，日內瓦卻成了全球化不滿的出口。 No-G7反對的不只是一場峰會 No-G7聯盟反對的，不只是6月15日至17日這場G7峰會，而是由富國、跨國資本與金融秩序支撐的全球體系。在抗議者眼中，G7是資本主義、強權政治與金融權力的集中展現：少數富裕國家決定貿易、金融、能源、戰爭與氣候政策，利益多流向大型企業、金融市場與科技富豪，代價卻由勞工、移民、低收入者與受氣候變遷衝擊最深的弱勢社群承擔。 本屆G7除七大成員國與受邀國領袖外，OpenAI執行長奧特曼（Sam Altman）、Anthropic執行長阿莫代伊（Dario Amodei）、Google DeepMind執行長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等AI企業高層也受邀出席，討論前沿AI風險、基礎建設與科技主權。下一波資本中心，正從傳統金融、能源與製造業，轉向人工智慧、雲端運算、晶片、資料中心與數位平台。制定全球規則的人坐在談判桌前，承受代價的人卻站在街頭。工廠外移、薪資停滯、房價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再加上氣候災害與能源轉型負擔，使反G7的怒火不只是政治口號，更是長期累積的社會怨氣。 怒火指向全球化失衡 抗議者攻擊聯合國機構、銀行與特斯拉，並非隨意破壞，而是針對具有象徵意義的目標。聯合國在日內瓦象徵戰後多邊體制與強權協商秩序；銀行代表金融體系與資本流動；特斯拉則因馬斯克被視為全球首位兆美元富豪，而成為科技資本、財富高度集中與新全球化菁英的象徵。 對抗議者而言，G7不只是一般外交峰會，也象徵富國制定規則、跨國資本獲利、基層民眾承擔代價的體系。峰會雖可設在山區，領袖也能避開抗議路線，但全球化失衡累積的不滿，終究會在城市街頭爆發。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