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陳碧涵博士主持教育電台「與美感教育共舞」節目，專訪燈光控制系統詠真實業董事長徐錕柏。 光，不只是照亮空間，指引方向，還在明暗、色溫、節奏與造型的細緻變化之中，讓物件被看見、讓感受被照拂、讓行動更安生，讓城市和鄉野在夜裡展現不同表情的生活美學。也讓科技智慧隱身於光影，讓建築、空間、場域、生活和心靈因照明而更有了溫度。 徐錕柏認為，照明之美，發生在劇場的舞台燈光與文本對話和轉場間，在飯店照拂旅人的身心安定光區設計中，也在博物館、書店、攝影棚、論壇與公共建築等因著特定的需求而被安置呈現的每一個細節裡。當今的照明系統，連結了科技、智慧、空間、綠能與人的多樣性需求和創新命題，成為生活、專業、跨界、發明與想像中不可或缺又具挑戰的又先進製造設計，徐錕柏領導營運的詠真實業就是持續創新，將「燈光控制」轉化為「光影服務」，讓照明不只是設備，而是形塑環境氛圍、提升使用者體驗、以智慧科技系統服務各種場域特色需求的台灣之光。 徐錕柏高職階段就非常熱愛電子技術，從中獲得專業能力和成就感。中國文化大學印刷工程學系畢業後，從音響器材與技術資料中接觸到聲光科技。源自於電子技術、印刷工程與燈光控制系統的長期研發累積的經驗和口碑，1978 年創立詠真實業，帶領團隊自行研發舞台燈光控制系統與智慧型節能LED調光控制系統，並將技術推向國際市場。他一心想做出更精準的照明控制設備，也想讓技術到位地服務空間場域、降低能源耗用、安全耐用，並回應不同情境中的人的視覺感受與使用需求，而他做到了! 超棒的美感實踐。 徐錕柏務實負責，代位思考，樂於創新研發，旗下的照明控制系統已運用於國家級文化場館、博物館與國際級飯店等多元場域，所研發的正弦波調光器也獲日本NHK電視台新聞中心採用。這些看得見的光影背後，是對系統穩定性、節能效能、建築特色與使用感受的反覆理解與調校，美的極致追求和展現。 企業經營的文化厚度與社會意義，讓徐錕柏將視野延伸至公益與人才培育。他與妻子攜手長年參與公益社團與企業交流，支持特殊教育與藝術活動，期望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近藝術，看見自己的才華和潛能。對他來說，企業的成就不只在技術的領先或取得市場的規模，更在於能否將專業回饋社會，讓光不僅照亮建築，也照亮不同生命的舞台。 從技職體系出身，早年投入藍領職業的年輕人，到帶領台灣燈控系統走進國際市場的企業家，以及支持特殊教育藝術發展的社會公益促進者，徐錕柏在不同角色間，秉持對科技、品質與人的熱情，徐徐前行。他將對光影的理解化作一套套靜似無聲卻不可或缺的智慧系統，在每一次燈亮與燈暗之間、在每一個獨特的場域中，妥善地照顧每一個物件、人、故事、主題、情緒、細節、起承轉合……，無論是細膩到位的照拂和充分的準備就緒，都是容受性與跨越邊界的用心，令人感到無比的美好安心。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自2017年川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國總統並對中國大陸發動貿易戰以來，中美經貿關係經歷了多輪激烈交鋒。從「川普關稅1.0」到「川普關稅2.0」，美國對大陸進口商品的附加關稅一度累計攀升至145％，然而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關稅攻勢，最終在大陸打出稀土這張王牌後迅速降溫。綜合各方數據與趨勢觀察，中美貿易戰的贏家已然浮現，答案是中國大陸。大陸不僅成功利用稀土資源的戰略優勢迫使美國讓步，更在此期間加速出口目的地多元化，並透過迂迴出口維持對美國市場的實質參與，從容化解了關稅壁壘的衝擊。 從關稅1.0到關稅2.0的教訓 回顧「川普關稅1.0」，美國最終對大陸進口品合計2,500億美元分三波課徵25％關稅，第四波中的1,200億美元則課徵15％。然而，由於智慧型手機與個人電腦等產品在大陸擁有壓倒性價格競爭力與市占率，難以從其他國家替代進口，美國企業與消費者的負擔反而因此增加，後續的關稅升級計畫被迫擱置。2020年1月，中美雙方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美國將1,200億美元大陸商品的附加關稅從15％降至7.5％，但大陸承諾的兩年2,000億美元進口增量，在新冠疫情與拜登政府上台後並未兌現。 拜登政府時期，美國以「小院高牆」為核心理念，聚焦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對大陸進行精準打擊。2024年5月，美國依據301條款對大陸鋰電池、鋼鐵、關鍵礦物等產品加徵關稅，其中鋰電池從7.5％大幅調升至25％。然而，這輪關稅涉及的2023年進口金額僅180億美元，占對大陸進口總額的4.2％，打擊面相當有限。 2025年川普重返白宮後，「川普關稅2.0」將打擊範圍擴大到全球，對大陸進口品的附加關稅更一度飆升至145％。大和總研曾試算，若145％關稅持續一年，大陸實質GDP將被下壓2.9％。然而，這項預測最終成為杞人之憂。2025年5月14日，美國將對大陸的附加關稅從145％驟降至30％，大陸對美國的報復性關稅也從125％降至10％，局勢瞬間緩和。 稀土王牌：大陸最強戰略武器 這場急轉直下的關鍵在於大陸手中的稀土王牌。大陸控制著全球約七成的稀土開採量、85％的稀土精煉能力，以及約九成的稀土金屬合金與磁體生產能力。2025年4月4日，大陸政府宣布對部分稀土品目實施出口管理，引入商務部許可制。措施生效後，大陸稀土永久磁鐵的對外出口量銳減，美國業界評估稀土庫存最快在6月便會告罄，迫使美方在大幅調降關稅上做出讓步。 大陸的稀土管制不僅限於境內出口。2025年10月，大陸進一步發布六項相關規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海外相關稀土品目出口管理實施決定」。該規則明確要求，大陸境外組織或個人在向第三國出口大陸原產的永久磁鐵素材等稀土品目時，同樣須取得大陸商務部核發的出口許可證。這意味著大陸將出口管制延伸至境外供應鏈，外國企業即使不在大陸境內，只要產品含有大陸原產稀土成分，就必須接受大陸當局的監管。此外，大陸還將稀土開採、冶煉分離、金屬精煉、磁性材料製造及回收等相關技術的出口納入許可管理，並將鋰電池與石墨負極材料等品項一併列入管制範圍。 這套組合拳的威力，從出口數據可見一斑。大陸放寬出口限制後，稀土出口整體成長13％，但對歐洲出貨量同比成長60％，對美國出口卻下降11％。以釔為例，2025年4月至12月期間，大陸對美出口僅17噸，而限制前八個月合計出口達333噸。即便在2026年2月小幅回升至20噸，仍遠低於2025年1月的66噸以上水準。稀土出口的國別差異，清楚顯示大陸正運用許可制度作為戰略籌碼，迫使美國在關稅與科技管制上做出實質讓步。 出口目的地多元化與迂迴出口 在稀土籌碼發揮作用的同時，大陸近年來積極推動出口目的地多元化，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數據顯示，大陸對美出口依存度從2016年的18.2％下降至2026年1至8月的10.3％，對美進口依存度也從8.5％降至4.8％。2025年，大陸貨物出口總值達26.99兆元人民幣，同比成長6.1％。其中，與東協進出口達7.55兆元，成長8％，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貿易額占比進一步升至51.9％。東協已連續三年成為大陸第一大出口市場，對越南出口成長23.1％，對印度尼西亞出口成長11.9％。對拉美、中東、中亞、非洲等新興市場的出口增速也均快於整體水準。 與此同時，部分大陸對美出口透過第三國迂迴輸往美國。川普政府2026年8月發布的報告顯示，大陸經由關稅相對較低的第三國迂迴出口至美國的規模，每年達400億至3,030億美元，中轉地涵蓋日本、韓國、越南、印度尼西亞、泰國、柬埔寨、緬甸等四十多個國家與地區。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結論指出，儘管多年來付出努力，美國決策者實際上未能顯著降低對大陸商品與服務的依賴。以越南為例，過去兩年美國從越南的進口額大幅成長，而越南從大陸的進口額也幾乎翻倍，顯示大陸正透過供應鏈的重新布局，巧妙地繞過關稅壁壘，繼續從美國市場需求中獲益。 中美經貿新格局與日本立場 2026年5月的中美領袖會談確立了「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新定位，雙方同意設立貿易委員會與投資委員會，並就相互300億美元規模的對等關稅調降達成共識。2026年9月27日，中美政府分別公布了關稅調降清單：美國涵蓋玩具、家電、嬰兒用品、廚房用品等77個品項，大陸則涵蓋農產品、冷凍牛肉、煤炭、化妝品、衛生用品、醫療器材等1,619個品項。 日本作為大陸的重要貿易夥伴，其立場值得關注。2025年11月高市早苗首相發表「台灣有事」相關國會答辯後，中日關係一度降溫，但雙邊貿易所受影響僅限於稀土等局部領域。大陸海關統計顯示，2026年1至8月大陸對日出口同比成長8.0％，對日進口同比成長27.5％，增速較2025年全年分別為3.6％與5.5％的水準明顯加快，顯示中日經貿關係仍具韌性。在戰略層面，日本可參考「小院高牆」的思維，聚焦AI與半導體、量子、合成生物學、航空太空、數位資安、防衛產業等十七個重點投資領域，持續強化競爭力；而在非尖端、非敏感的領域以及十七個重點領域之外，只要與大陸的商業往來能帶來實質利益，便無須過度猶豫。 中美貿易戰的發展軌跡顯示，關稅武器在面對掌握關鍵資源與供應鏈樞紐的對手時，效果相當有限。大陸憑藉稀土出口管制精準打擊美國的戰略軟肋，迫使美方在多輪交鋒後大幅調降關稅；同時，透過出口目的地多元化與迂迴出口策略，大陸有效降低了對美國市場的直接依賴，卻仍實質參與美國市場的需求。從對美出口依存度的大幅下降、與東協及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擴張，到稀土出口的國別差異化策略，在在顯示大陸在這場經貿博弈中占據了主動地位。美國的關稅高牆看似聲勢浩大，卻未能真正切斷大陸與全球市場的深度連結，也未動搖大陸作為全球製造業核心的地位。中美貿易戰的贏家是中國大陸，這一結論已獲得數據的充分支持。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張祐齊/銘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民進黨政府僑務副委員長涉嫌出國攜幼子同行濫用公帑，在美國讓家人私用公務車，除不道歉、拒絕說明，又抨擊他黨選舉參選人，不僅受到在野黨嚴厲質問，民進黨控制的監察院早就做出調查報告，指出她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但民進黨與政府機關聯合包庇，迄今不僅行政調查未出爐，黨裡也對其未做出任何處分。今日（7日）終因輿論壓力，也或許是考慮其個人惡劣行徑影響選情，終於辭職。徐佳青下台只是剛好而已，其個人違法亂紀行為，法律責任當追究到底，至於其上級機關首長若有包庇，也應予以行政及政治課責，向社會有個交代。 政務官出國辦公，家人能不能同行？法律上當然可以； 但問題從來不是「能不能帶家人」，而是「家人能不能用公家資源」。徐佳青出訪，遭質疑攜帶家屬使用公務車、列入官方接待名單，外交部至今仍以調查為名，實則拖延，不公布真相。 家屬可以同行　但不能搭公務便車 徐佳青出訪，如果家屬自行負擔機票、住宿及生活費用，也沒有使用公務車、官方接待等公共資源，基本上就是私人行為，法律沒有必要干涉。 但如果家屬因為政務官的身分，而取得公務交通、餐飲、住宿或其他一般私人無法取得的利益，性質就不同了。要知，公務資源不是首長的家庭福利。 尤其公務車，更是一條不能模糊的界線。車輛、油料、維修與駕駛人力都是國家支出。公務車可以接送官員執行公務，但如果被拿來處理私人行程，就必須回答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這趟車程究竟是為了公務，還是為了私人方便？這有那麽難調查說明嗎？ 如果是正式外交活動，基於安全或勤務需要而共同移動，可能具有合理性；但如果是私人旅遊、購物、聚餐，卻由公務車接送，就不能只用「首長出國」四個字帶過。 家屬冒用公務身分　問題更嚴重 這次徐佳青惹議，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家屬是否曾以某種「公務身分」出現在官方活動中。如果只是家屬同行，問題較單純；但如果一名沒有公務員身分的人，被以公務職稱列入正式活動，甚至因此取得公務交通、官方接待或其他權限，就必須進一步調查其身分從何而來、誰授權、是否真的執行公務。如徐佳青其子以「隨行攝影官」公務職稱隨行，事情看起來就「大條」了。 當然，名單上有一個公務職稱，不代表就構成犯罪。刑法所說的冒充公務員行使職權，重點在於當事人是否假冒公務員，還真的以這個身分行使公務員的權限。如果只是協助拍照、參加活動或接受接待，就不能只憑「隨行攝影官」這個稱呼認定犯罪。但仍要查清楚當事人以什麼身分做了什麼、有沒有正式授權，以及是否明知自己沒有這項權限卻濫權？ 因此，這部分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攻防，而是把名單、職稱、授權文件與實際行為全部查清楚。 公務資源被私人使用　也可能涉及圖利 另一個層次，是公務資源是否被拿來讓私人獲得利益。如果只是用車或接待安排上的疏漏，可能是行政責任；但如果官員在處理公務時，讓自己或家人取得利益，就要進一步檢視有沒有利益衝突。明知道事情牽涉自己或家人的利益，卻仍由自己決定、交辦或核准，就可能違反應該迴避的義務。如果進一步利用職務上的權力或方便，替家人爭取不當好處，也可能受到行政裁罰。免費搭車、餐飲或住宿，可能讓家屬省下原本應自行負擔的費用；至於單純列名或禮貌性的招呼，還是要看實際得到什麼，不能只憑表象下判斷。 如果問題不只是安排不當，而是官員明知違法，仍利用職務替自己或私人取得不法利益，就可能涉及圖利罪。但圖利罪有嚴格條件，不只要證明官員知道自己違反了法律規範，還要證明確實因此取得不法利益。違反用車或接待的管理規定，也不一定就達到刑事犯罪的門檻。因此，「可能涉及」與「已經構成」是兩回事。當然不能因為被質疑公器私用，就直接貼上「貪污」標籤。身正不怕影子斜，徐佳青如果坦蕩蕩沒有犯法，就應該接受調查，爭取獲得清白的機會。徐的長官更不應刻意包庇，徒然引起社會大眾的懷疑。 沒有犯罪　也不代表公務倫理沒有問題 反過來也不能認為，只要最後沒有構成刑事犯罪，就代表一切都沒有問題。 公務車使用不當，可能是行政責任，利益衝突可能涉及迴避義務；公共資源被不當使用，也可能涉及政治與公職倫理責任。法律的最低標準是「不能犯罪」，公職倫理的要求卻往往更高。人民真正期待的，不只是官員不觸法，而是不要利用公共權力替自己的家人提供一般人民沒有的便利。這才是公私分明最基本的要求。 就算最後沒有構成犯罪，不當花出去的公款，也不代表不用還。審計機關可以查核相關支出，發現違反預算或法令，就能要求剔除、追回款項。至於核准支出的機關長官、代為簽核的人及主辦會計人員，如果簽核時有故意或過失，而應追回的款項又未能在期限內全數收回，還可能必須一起負擔賠償責任。這些都要依具體情況認定，並不是支出一有問題，所有經手的人就一律要賠。 最該做的不是喊口號　而是查清楚 因此，這次事件最重要的不是誰在罵誰，而是相關機關應該把幾個問題一一查清楚： 例如：家屬的機票與住宿由誰負擔？是否使用公務車？公務車究竟去了哪裡？家屬是否參加正式公務活動？所謂公務職稱是否確實存在？如果不存在，為何會出現在官方名單？是否因此取得交通、接待或其他公共資源？ 如果確實涉及公務資源私人使用，就應依法追究；如果只是私人同行，相關費用也確實由私人負擔，就應還給當事人清白。這才是法治國家應有的處理方式。 更進一步看，與其事後爭論，不如事前留下紀錄。如果每一趟公務車出勤都能留下用車人、事由、起訖地點與時間，並定期送政風或審計單位抽查，那麼「這趟車是公務還是私人」就不需要各說各話。出訪報告也應在不涉及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強制公開，隨行人員名單應送審計部備查，公務車派車紀錄應保存一定年限。這是最基本的內部控制，也是對當事人的保障——如果一切合法，紀錄就能還他清白。 公務可以有家庭　但公器不能變成家用 其實，政務官帶家人出國根本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家屬有沒有搭上公務的便車。 如果家屬自費同行，法律沒有必要干涉；但一旦使用公務車、官方接待或其他公共資源，就必須接受檢驗。如果只是行政瑕疵，就應該負行政責任；如果涉及利益衝突，就依法處理；如果查證確有違法圖利，或假冒公務員行使職權等犯罪行為，就應由司法機關處理。不能因為是政務官，就享有特權；也不能因為是政治爭議，就在法院判決之前先行定罪。 公務與家庭可以同行，但公器不能跟著走。政務官可以帶著家人出國，卻不能把人民的公帑、政府的車輛與公共權力，一起帶進私人生活。這不是針對任何一個人，而是所有掌握公共權力的人，都必須守住的法律底線。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10月5日，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支持的葉門政府軍大舉反攻胡塞武裝（Houthis），攻勢鎖定首都薩那（Sanaa）、紅海沿岸及曼德海峽（Bab al-Mandeb Strait）周邊。沙烏地出動100架戰機，聯軍宣稱摧毀324個「高價值目標」，並承諾全面支援葉門政府軍作戰。 這場戰爭看似重演2015年沙烏地介入葉門內戰的劇本，局勢卻已截然不同。近月來，胡塞向紅海沿岸推進，襲擊沙烏地油輪、港口與能源設施，直接威脅曼德海峽航運。沙烏地再度大舉介入葉門，爭奪的已不只是葉門政權，更是荷姆茲海峽受阻後日益關鍵的紅海能源出口通道。 石油繞過荷姆茲　風險卻轉向紅海 今年美伊戰爭干擾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的石油運輸後，沙烏地大幅提高東西向輸油管的使用量，將東部油田原油輸往紅海沿岸的延布港（Yanbu）。路透社（Reuters）10月6日報導，目前每天約有400萬桶原油經由這條管線運抵延布，約占全球石油供應的4％。 這條管線讓沙烏地得以繞開荷姆茲，卻無法完全避開戰爭風險。9月11日，東西向輸油管遭無人機攻擊後一度停運，延布的原油裝載也隨之中斷。管線恢復後，從延布出口、運往亞洲及印度洋市場的原油，南下仍須通過曼德海峽；輸往歐洲的部分原油則可經蘇伊士運河，或透過埃及SUMED管線北送至地中海，能源流向的轉變已反映在海峽運量上。伊朗戰爭前，曼德海峽每天約通行400萬桶石油，今年6月已增至700萬桶以上。 荷姆茲受阻並未消除能源風險，只是將部分石油運輸及安全壓力向西轉移至紅海。 胡塞把曼德海峽變成第二個壓力點 胡塞雖未控制葉門在曼德海峽沿岸的全部海岸線，部分區域仍由反胡塞勢力掌握，但其控制區距海峽不到100公里，已足以威脅航運。 《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AP) 報導，胡塞曾計畫以水雷、爆炸快艇、無人機及武裝人員登船等手段干擾船舶通行。今年7月，胡塞宣布封鎖與沙烏地有關，或進出其紅海港口的船舶，隨後攻擊兩艘沙烏地油輪。《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胡塞襲擊紅海航運與沙烏地能源設施，已擾動國際油價及航運市場，風險的關鍵不在胡塞能否完全封鎖海峽，而在航商難以預測哪些船舶會遇襲，因而增加保險、護航及改道成本。 加薩戰爭期間，胡塞最初宣稱只鎖定與以色列有關的船隻，後來卻波及許多與衝突關係不大的商船。若同樣的威脅出現在曼德海峽，市場避險反應就可能讓航線接近半封鎖狀態。 荷姆茲與曼德海峽形成雙重槓桿 伊朗可在荷姆茲海峽直接牽制能源航運，胡塞則在曼德海峽形成另一個施壓點。國際危機組織分析，德黑蘭藉由在區域內擴大施壓範圍，增加軍事與外交籌碼；胡塞則讓伊朗得以持續影響全球另一處重要海運瓶頸。 若荷姆茲與曼德海峽同時承受壓力，衝擊將超越沙烏地。全球約12％的貿易與四分之一的貨櫃運輸須經曼德海峽及紅海航線；一旦航商改繞非洲好望角，航程將延長一至兩週，運費、保險與供應鏈成本也會隨之上升。 美國沒有退出　只是退到戰場後方 美國並未退出葉門與紅海戰場《路透社》10月2日報導，華盛頓已向沙烏地提供軍事顧問、情報及目標資料，協助其在葉門展開空中行動。 然而，川普（Donald Trump）拒絕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要求美軍直接空襲胡塞的請求。華府仍參與戰事，但不願再讓美軍承擔第一線攻擊任務，如今的分工與2015年迥然不同：沙烏地支持的葉門部隊負責地面作戰，利雅德統籌並提供空中支援，美國則轉向情報、顧問及目標支援。沙烏地仍需倚重美方，卻已不能指望戰局惡化時，美軍會直接參戰。 沙烏地的安全網已經開始運作 沙烏地已不再只倚賴華盛頓。土耳其（Turkey）與巴基斯坦（Pakistan）均向利雅德提供軍事裝備；巴基斯坦派出4架貨機，將防空系統、輕型火砲、無人機與反無人機系統運往亞丁，並派遣軍事顧問支援葉門政府軍，沙烏地先前採購的土耳其無人機，也已投入葉門部署，巴基斯坦另在沙烏地境內部署約3萬至4萬名部隊，協助守衛陸地邊界並攔截無人機與飛彈；但截至10月初，伊斯蘭馬巴德尚未決定派兵進入葉門。法國也宣布派遣防禦系統及部隊保護紅海港口延布，隨著大量原由荷姆茲海峽出口的沙烏地原油改道至此，延布已成為紅海能源安全的關鍵節點。 沙烏地與土耳其、巴基斯坦建立共同防衛機制後，區域安全網已從協定走向實際運作：美國提供情報與目標支援，巴基斯坦補強防空及軍事人力，土耳其支援無人機能力，法國則協防延布，各國雖尚未共同投入葉門地面戰事，沙烏地周邊卻已形成較以往分散且多元的安全支援體系。 紅海兩岸已連成一個安全空間 紅海戰場的擴張並不限於葉門。《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10月6日刊登國際危機組織非洲之角計畫主任鮑斯威爾（Alan Boswell）的分析指出，過去政策制定者常將阿拉伯半島與非洲之角視為兩個獨立的戰略區域，如今界線正逐漸消失。葉門、蘇丹、衣索比亞（Ethiopia）、厄利垂亞（Eritrea）與索馬利亞（Somalia）的安全問題日益相互牽動，中東國家的競爭也已跨越紅海。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長期在非洲之角經營港口、軍事基地與地方盟友；沙烏地則深化與埃及（Egypt）、土耳其、巴基斯坦及蘇丹政府軍等勢力的合作。蘇丹內戰、索馬利亞政治分裂、衣索比亞與厄利垂亞的緊張局勢，以及葉門戰爭雖各有歷史脈絡，如今卻逐漸被港口、軍事基地、代理勢力與能源航道串聯起來。 因此，紅海已不只是連接蘇伊士運河與印度洋的航道，而是逐步形成橫跨中東與非洲之角的共同安全空間。曼德海峽也不再只是葉門旁的狹窄水道，而成為能源、航運與區域軍事競爭的交會點。 能源改道　安全架構也跟著改道 荷姆茲危機並未消除能源風險，只是使風險轉移。沙烏地將更多原油輸往延布，讓部分能源運輸從波斯灣轉向紅海；胡塞則透過飛彈、無人機與海上襲擊，使曼德海峽成為另一個牽動全球經濟的施壓點。 川普拒絕為沙烏地再打一場葉門戰爭後，利雅德選擇自行重返戰場，並擴大與土耳其、巴基斯坦等盟友的安全合作。美國仍在後方提供情報與目標支援，但紅海戰事的直接軍事成本，正逐步轉由區域國家承擔。 紅海成為下一個戰場，並非因為突然爆發新的戰爭，而是荷姆茲、葉門與非洲之角原本分散的衝突，正被能源航道與區域聯盟串聯起來。伊朗在荷姆茲施壓，胡塞將壓力延伸至曼德海峽；美國仍未離場，卻不願再主導戰事。東西兩處海峽，也因此將中東衝突的代價傳導至全球能源與貿易體系。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九月底，川普在白宮與幾位人工智慧企業領袖簽下一份不到四百字的協議，自稱具有「道德約束力」，還比作「AI憲法」。文件要求業者建立內部控管、聘請外部稽核，並由董事會審查結果，簽署頁上卻把「United States」拼成了「Unites States」，成為網路笑柄。數日後，川普下令政府文件一律把人工智慧改稱「超級智慧」，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宣布由馬斯克、安杜里爾創辦人拉奇與金瑞契領軍的「子午線計畫」，要在一百二十天內交出未來戰場的建議，國家情報總監克萊頓則兼任白宮人工智慧主管。短短一週，AI與美國權力中心的距離被縮到幾乎看不見。 自律成官方語言 憲法的力量來自能夠拘束掌權者，這份協議連違約時由誰處罰都沒有寫。報導指出草稿由業者先行擬好，再由白宮蓋上抬頭，等於被規範的人自己執筆。協議還承認，將來或許可以考慮立法，這句話透露了底氣，法律若要來，也得先看他們點不點頭。 AI技術變化太快，官僚追不上，由懂的人先立規矩有效率，各家本來就在做內部控管與攻擊測試，白紙黑字至少留下可以檢驗的承諾。只是球員兼裁判的安排，順風時看不出毛病，出事那天才發現沒有人有權吹哨。 簽名的人各懷鬼胎，有業者公開承認這項技術帶著真實風險，也有業者強調自己會控制推進速度，總統卻把整件事定位成美中對決，認為誰先掌握超級智慧誰就勝出，安全考量不能拖慢腳步。同一張桌子上，一邊談煞車，一邊談油門，協議文字只好寫得模糊，模糊到每個人都能在上面簽名。這種安排省去了談判的成本，也省去了日後被追究的可能。 改名變許可證 把人工智慧叫作超級智慧，聽來像文字遊戲，作用卻不小。「人工」兩字暗示侷限，「超級」則預告一個必須搶先抵達的終點，誰先到誰就贏，誰慢下來誰就輸。有了贏中國，任何安全上的遲疑都能被貼上「讓對手領先」的標籤。馬斯克隨即替旗下公司改名，可見企業樂於配合，因為名號一換，加速就有了正當性。 子午線計畫與克萊頓的任命，則讓白宮的語言從產業政策轉向攻擊能力。前一任AI主管出身創投，身上掛著多家公司的持股，利害衝突擺在檯面上。換成情報首長，衝突換了形態，從商業利益轉為監控利益。對盟友來說，模型、晶片與雲端若由一個以蒐集情資為本業的人統籌，資料主權就不再是研討會上的抽象詞彙。歐洲政府已在盤算，政府與醫療系統是否還能放心建在美國業者之上。 美國股市近五年的漲幅，多半出自這幾家公司，總統與他們綁在一起，也等於把經濟成績單押在同一個籃子。上週公布的就業報告卻顯示，新增職缺主要來自醫療照護，人工智慧業者貢獻有限。國內生產毛額可以靠算力上升，勞工要的卻是實質的薪水。政府若只與股東結盟，不與勞工對話，局面不會穩定，看看最近民眾對AI資料中心的反彈就知道。 台灣的功課 台灣的處境特殊，半導體供應鏈是這場競賽的燃料，所以被倚重，也被索討。美方把技術、軍事與情報縫在一起，台灣盡量不要攪和。我們能做的，是先把自己的立場站穩，包括主權AI要建立、AI治理要完善、重要資料留在本地、AI標準則要能與歐盟亞洲對話。 白宮那份協議的錯字很容易改正，權力與技術纏在一起的局面卻不會自己鬆開，未來AI的爭鬥只會愈來愈激烈，台灣最好在旁邊「惦惦吃三碗公」，不要被「棒打出頭鳥」。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5年秋，年僅30多歲的穆斯林政治人物佐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當選紐約市長，震驚全美政壇。緊接著，2026年美國期中選舉逼近，多位以民主社會主義為旗號的候選人在民主黨初選中擊敗建制派對手。一股曾被視為政治禁忌的思潮，正從校園與街頭進入國會與地方政府。與此同時，英國前工黨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另組新政黨，歐洲極左與極右民粹力量同步擴張。民主社會主義是否正在掀起一場跨越歐美的政治風暴？這場風暴又將對中國大陸乃至全球格局產生何種影響？ 一個「伸縮性名稱」：民主社會主義的歷史脈絡 民主社會主義並非新興產物。其思想源頭可追溯至19世紀歐洲工人運動，理論奠基者之一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張透過合法、改良與階級合作的途徑實現社會主義，否定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1895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逝世後，社會民主黨人逐漸與馬克思主義正統分道揚鑣，20世紀50年代更將思想體系名稱由「社會民主主義」轉為「民主社會主義」，凸顯對「民主」的強調。 然而，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仍存在差異。社會民主主義以北歐模式為代表，大致處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主張透過福利國家等制度進行改革；民主社會主義則更為左傾，主張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希望藉由民主手段逐步超越資本主義。 這種區分在現實政治中往往被模糊。以美國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為例，他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但其全民醫保、公立大學免費、提高最低工資等政策，實質上更接近歐洲式社會民主方案。正如桑德斯所強調，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在於保障「經濟權利」，讓公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而非單純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從北歐到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踐與擴散 民主社會主義最具體的實踐範本位於北歐。瑞典、挪威、丹麥等國自20世紀20年代末以來，由社會民主黨長期主導政治，逐步建構融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因素的「混合經濟模式」：政治上奉行議會民主與改良主義，經濟上承認私有制並發展混合經濟，社會領域則以較高稅賦支撐完善的福利制度。 然而，北歐模式的成功有其特定條件。這些國家人口規模較小、社會結構相對穩定，其繁榮建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福利計劃的擴張也晚於經濟起飛。換言之，北歐經驗並非民主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證明，而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保障相互配合的結果。 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的崛起路徑則不同。其組織根基可追溯至1960年代學生運動，1982年「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正式成立。2016年與2020年桑德斯的總統競選，將經濟分配與民主改革作為主要訴求，使激進左翼重新找到政治空間。此後，DSA會員人數大幅增加。2025年蓋洛普調查顯示，66%的民主黨人對社會主義持正面看法，僅42%對資本主義持正面看法，顯示美國政治文化出現明顯變化。 風暴的動能：不平等、世代斷裂與制度失靈 民主社會主義何以在此時獲得強勁動能？財富不平等的擴大是重要經濟根源。自雷根（Ronald Reagan）政府以來，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美國治理的重要理念，減稅、金融自由化與產業外包等政策改變了資本與勞工之間的分配關係。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的財富分配資料亦顯示，財富高度集中於頂端族群，而底層50%的家庭所持有財富遠低於最富裕階層。 高昂的學費、房價與醫療負擔，使年輕世代感受到上升通道收窄。當「努力就能改善生活」的承諾不再充分回應現實，民主社會主義者提出的富豪稅、拆分壟斷、強化勞工權益等再分配方案，自然容易獲得部分選民共鳴。 政府干預經濟的常態化，則從另一方向削弱了新自由主義的共識。2008年金融危機與新冠疫情兩次重大衝擊，使美國政府由危機應急逐步轉向更積極的經濟治理。無論是拜登（Joe Biden）政府的晶片法案與氣候補貼，還是川普（Donald Trump）政府依靠關稅和產業政策推動製造業回流，均顯示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正在重新定義。民主社會主義者主張醫療、教育、住房等民生資源普惠化，進一步拓展政府介入經濟的政策空間。 與此同時，民主社會主義思潮與種族平等、性別正義、氣候行動等議題融合，拓展了平權議題的內涵。2026年期中選舉前夕，部分以民主社會主義為旗號的候選人在關鍵地區取得進展，共和黨人則將此形容為「布爾什維克革命」正在接管民主黨。川普也曾在社群平台批評左派政策，將相關趨勢與「共產主義」聯繫起來。 風暴的邊界：民主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分歧 儘管民主社會主義在歐美聲勢看漲，但釐清其與科學社會主義之間的原則性區別仍十分重要。民主社會主義強調議會民主、政治多元與多黨競爭；科學社會主義則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強調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地位。在對待資本主義的態度上，民主社會主義並不必然尋求消滅私有制，而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內推行改良；科學社會主義則以消除剝削、逐步實現更高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為目標。 中國大陸的理論界對這一區別有明確認識。相關論述認為，民主社會主義缺乏在中國扎根發展的制度條件與社會基礎，因而不能成為中國的發展道路。中國近現代歷史與官方理論體系則強調，中國共產黨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民主社會主義是不同的思想體系與發展道路。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全面否定。民主社會主義在歷史上對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反對封建專制起過一定作用，其對福利制度、勞工權益與社會公平的關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亦具有一定借鑑價值。關鍵在於認清其改良主義特徵，既不盲目照搬，也不簡單否定。 民主社會主義在美國與歐洲形成不可忽視的政治動能，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內部分配矛盾與世代斷裂。然而，這股動能能否轉化為持續的政治變革，仍取決於其選舉動員能力，以及能否在資本主義框架內提出可行方案。從北歐到美國，民主社會主義始終面臨一項根本張力：在不廢止資本主義的前提下實現社會主義理想，這既是其吸引力，也是其局限。 對中國大陸而言，觀察這場風暴的價值不在照搬其方案，而在汲取社會公平、民生保障與治理效能的啟示，同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張祐齊/銘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每當重大刑案發生，新聞留言區與社群網路總是一片憤怒：「這種人為什麼不判死刑？」「直接鞭刑、關到死，治安才會好！」人民對受害者家屬的痛苦感到心疼，對社會治安感到恐懼，自然期待國家用最嚴厲手段制裁，給個交代。然而，法律真正面對的問題不是「人民有多生氣」，而是國家是否可以因為大眾憤怒，就無限制加重刑罰？ 「治亂世用重典」聽起來乾脆痛快，卻不是現代法治國家的正解。 真正該守住的底線，是罪刑相當原則，犯多大的錯，就負多大的責任；國家罰多重，必須與犯罪情節、危害程度及主觀故意相當。不是不能重罰，而是不能亂罰。 罪刑相當不是對犯罪寬容　而是區分輕重 大眾常誤解，以為主張「罪刑相當」就是對犯罪者軟弱。事實上，罪刑相當的邏輯非常簡單：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罰得剛剛好。對於殺人、虐童、重大詐騙或酒駕致死等惡性重大的犯罪，司法依法重判理所當然；然而，若將偷竊、過失傷害，或因社會經驗不足而被騙去當車手的年輕人，也一律當成十惡不赦、喊打喊殺，這不是正義，而是輕重不分。當所有犯罪的刑度都被拉到極限，法律就失去區辨犯罪危害等級的比例尺。當法律只剩報復，正義反而更難被衡量。 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 重典看似能快速立威，卻可能正是亂世的開端。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以法家「輕罪重罰」為治國主軸，把嚴刑峻法當成讓人民不敢犯法的萬靈丹。到了秦始皇一統天下，這套重典被推到極端：法令繁苛、刑罰殘酷，國家機器只相信恐懼，不相信教化，也不給人民犯錯改過的空間。結果呢？「失期，法皆斬。」一場大雨延誤軍期，陳勝、吳廣橫豎都是死，索性揭竿而起。當輕罪與重罪的代價都被拉到同樣殘酷，當人民發現守法未必能活、犯法也未必更糟，法律就不再是秩序的基礎，而是逼人鋌而走險的最後一根稻草。龐大的秦帝國，最終只歷經十五年、傳至二世便轟然倒塌。 秦朝覆滅留下的教訓不是「刑罰不夠重」，而是「重典可能致亂世」。台灣的歷史經驗，也提供了同一面鏡子。過去《懲治盜匪條例》及《刑法》曾對結夥搶劫、擄人勒贖等重大犯罪規定唯一死刑。支持者當時相信，只要刑度重到沒有例外，就能嚇阻犯罪、安定治安。但事實是，結夥搶劫、擄人勒贖並沒有因此絕跡，社會也沒有從此太平。若唯一死刑真能遏止犯罪，這些案件早該消失；若重典真能終結亂世，台灣早年就不必一再面對治安焦慮，也不必在後來檢討修法。 這不是說重大犯罪不該重罰，而是說：當刑罰被推到極端，仍擋不住犯罪時，就該誠實面對犯罪有複雜的社會、心理、經濟與成癮成因，刑罰不是唯一解方，更不是萬靈丹。 刑罰不是情緒出口　重刑解決不了所有問題 重典思維最大風險，在於把刑罰當成社會情緒的宣洩管道。社會越憤怒，刑度就越喊越高；案件越駭人，就越想急著修法加重。最後結果，往往不是治安變好，而是刑罰體系失去比例。而且，重刑真的有那麼強的嚇阻效果嗎？犯罪成因極其複雜，有人是貪婪，有人是成癮，有人是精神疾病，有人是貧窮與社會排除，也有人衝動時根本沒想過法律後果。刑罰再重，都不可能解決所有犯罪。如果只靠重典，卻不處理犯罪根源，最後只是把問題一股腦往監獄裡塞。 更現實的是，刑事裁判具有不可逆性。死刑一旦誤判，國家無法把生命救回來；長期監禁一旦冤獄，青春與人生也無法補償。我們當然希望壞人受到懲罰，但國家動用刑罰時，必須比一般人更冷靜，因為國家一旦犯錯，代價往往是一條人命或一整個人生。 擴張國家權力　風險由誰承擔？ 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問題：重典會讓國家權力越來越大。當「治安」被當成最高且唯一的目標，程序正義、無罪推定、辯護權都可能被犧牲。今天大家因為痛恨犯罪而支持國家擴權，明天誰能保證這股權力不會轉過來壓迫無辜的人？ 但話說回來，反對重典，不等於忽略被害人，也不等於輕縱犯罪。被害人真正需要的，往往不只是看到被告被判很重，而是真相、賠償、輔導、安全與尊嚴。如果法律只會加重刑罰，卻沒有被害人保護、心理支持、經濟補償，那只是把被害人的痛苦當成修法的燃料。 同時，罪刑相當也不等於讓人民覺得司法總是輕放。台灣社會對司法的不信任，很多時候不是因為人人都愛重典，而是重大案件給人「立法嚴、審判輕、執行鬆、假釋快」的印象。要說服人民不必喊重典，司法就必須展現確定性：該重判就重判、該關就關、該賠就賠、假釋從嚴。精準不是軟弱，該重則重，該輕則輕。 真正的正義　是精準而非盲目 民意不能代替法律，但也不能被完全蔑視。民主國家的司法需要獨立，也需要與社會理性溝通。若司法長期與人民法感脫節，重典呼聲只會更強。問題不是壓制憤怒，而是把憤怒轉化成實證立法、量刑改革、被害人保護與犯罪預防。 社會安全網、教育、就業、心理衛生與家庭支持，也不能取代刑罰責任。該治療的治療，該監護的監護，該處罰的處罰，該賠償的賠償，不能混為一談。這些比喊重典更難，卻更可能讓社會真正安全。 治亂世用重典，最危險的地方，是它讓人以為只要刑罰夠重，秩序就會自動降臨。但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殷鑑不遠，嚴刑峻法未必帶來安定，反而可能製造恐懼、濫權與不義。 所以，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越準越好」的立法精準，不能靠口號與民粹量刑；量刑要合理，不能複製貼上；程序要正當，不能為了辦案犧牲人權；執行要重視教化與復歸，不能把出獄的人永遠貼上標籤。更重要的是，社會安全網、教育、就業、心理衛生與家庭支持，都必須一起做。 重典不是正義，罪刑相當，才是刑法的底線。我們可以對犯罪憤怒，但不能讓憤怒代替法律；我們可以要求重罰，但必須罰得合理、罰得精準、罰得符合比例。這才是現代法治國家面對犯罪時，真正應該堅持的態度。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劉新圓／台北樂齡學習中心兼任講師 在日本名古屋舉辦的本屆亞洲運動會，已於10月4日閉幕。歷經16天的賽程，台灣總共奪得5金17銀33銅，共55面獎牌，在46支參賽隊伍當中，排名第15。 這是自1994年以來的歷屆亞運當中，我國首次掉到10名以外，比起上屆的19面金牌、排名第6，次於中、日、韓、印度與烏茲別克，這回看起來退步很多，連香港、泰國、馬來西亞等隊伍都不如。 今年亞運台灣在主流運動突破長期金牌荒 不過，國人並沒有很難過，甚至更高興，最主要是金牌的「含金量」非常高，尤其田徑與游泳這兩項「主流運動」，突破了幾十年的金牌荒。 首先是男子跳高由傅兆玄以2公尺25奪金，是繼1994年廣島亞運「風速女王」王惠珍奪金後，台灣睽違32年的亞運田徑金牌；而上一面男子金牌，更要溯回1966年曼谷亞運蔡榮滄的男子十項全能，相隔達一甲子。 游泳則是「蝶王」王冠閎以1分55秒05勇奪冠軍，創下台灣亞運史上首位男子游泳金牌紀錄，也終結了泳隊長達28年的亞運金牌荒，上一面金牌，是1998年曼谷亞運，蔡淑敏的女子200公尺自由式。 田徑、游泳與體操合稱為「陸、海、空」三大主流項目，前年的巴黎奧運合計獎牌數在奧運占比約三成，今年的亞運合計也超過兩成，是比賽的「超級大金庫」。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我國長期在主流項目的競爭力偏弱，政府仍規定選手只要在參加奧運、亞運或世大運之田徑、游泳或體操正式競賽項目，國光獎金一律依法直接加發二分之一。 今年我國獎牌數銳減，其中一個原因，是上屆幾項狂攬金牌的項目，包括滑輪溜冰、橋藝與圍棋，並未列入賽事。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把重點放在培養那些較擅長的非主流項目，就得承擔被取消的風險。而無論哪些項目增加或減少，主流項目永遠是雷打不動地存在，也是兵家必爭之地。今年突破金牌荒，證明我們不是沒有人才，而是能否發掘更多人才、更積極地培養。 此外還有一個現象，就是銀牌與銅牌數特別多，總數甚至超過排名第五的烏茲別克。這是因為過去幾個強項，如舉重、桌球、羽球和柔道等，正逢老將受傷或退役、新生代選手尚未成熟的青黃不接階段，導致止步四強，或在決賽惜敗。倘若再多累積比賽經驗、提升實力，未必不能更進一步。 政府應該把資源多用在栽培新人 今年亞運我國拿到的最後一面金牌，是謝淑薇和梁恩碩的網球女雙。賽後謝盛讚梁的球技好，並且呼籲政府應把資源多用在栽培新人上。這才是未來必須注意的重點。媒體與其把精力，放在謝與決賽對手詹皓晴的握手風波與私人恩怨，陷入無休止的內耗與口水戰，不如多關心年輕運動員們的發展。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區桂芝／北一女退休教師 2026習近平主席仲秋訪美，雙方公開同情共感的回顧了中美二戰攜手，獲得戰爭的勝利。 川普提「飛虎隊」英勇前往中國戰鬥，「我們的人民當年攜手贏得那場戰爭的勝利」；習言中美共開駝峰航線，中國軍民「付出數十萬生命代價，營救了數百名美國飛行員」，那是「血與火鍛造的友誼」。 霎那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乎完美自然的在國際上繼承了80多年前「中美兩國人民並肩作戰，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的歷史話語權。 同一瞬間，陸委會則炸了鍋，梁文傑大駡中華民國的功績被奪取、歷史話語被抹除……，這，這，這，真是令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是誰從不承認中華民國就是中國？是誰只要1949以後的「中華民國台灣」？是誰不願意紀念台灣「光復」？是誰把抗戰勝利說成是「終戰」？是誰把中華民國護照最新版封面Republic of China字樣換成Taiwan？ 近十多年來的台獨政權打著中華民國的旗號，放棄「中國」久矣！這些枱面上的綠營高官，包括這位梁姓超級打手，誰開口說過「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台灣人就是中國人」？他們有何顏面、底氣主張中美合作贏得二戰的話語權？ 台獨人士為何又開始談「團結」？ 近日，筆者連續在兩場探討與思考台灣未來及過去的活動中，更目睹了台獨人士對台灣內部「團結」問題的焦慮。 一位獨派學者吳瑟致在「思考台灣未來出路」的研討會中，首先質疑另一位統派學者所用「島內」一詞，要將之改為「國內」，之後提出台灣目前最大的困難在「國內」的團結及爭取國際的認同與奧援，毫不掩飾其視「中華民國憲法」統一的剛性宗旨如無物的居心。 另一位是民進黨前立委李文忠，他在傅思台教授《記憶的世代——台灣三代外省人的通婚與認同》的新書發表會中，表達他對「綠色敘事」師法「藍色敘事」「依賴權力建構歷史，其中有部分扭曲及遺忘」的不滿，「面對敵國外患」，為尋求和解與團結，「只有互相理解、尊重及接納」，認為不該「一竿子將藍營視為叛徒」，而「多數族群及執政者更應主動負起這項責任」，使近八十年經過三代共同生活「早已是生命共同體」的各族群都能「在這塊土地上有安心立命之處，不被貶低」，透過對話，建構「能容納藍綠白敘事的台灣大敘事」。 前者泛泛而傲慢，後者貌似理性感性兼具，實則偽善而矯情。二者皆不脫新任國史館長陳翠蓮所稱「偷換概念」的操作，即將「台獨」偷換成「台灣」，再將「台灣」偷換成「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因此不是「中國」。 「綠色敘事」如何建構，又如何取代「藍色敘事」？ 這一套手法，自李登輝以來，經台派人士不斷演練，運作迄今已十分嫻熟而細膩，但經不起檢驗與批判。首先「綠色敘事」建構的歷史，從來都是「大部分」的扭曲及遺忘，一如李文忠主張的「生命共同體」只要近三代，只要1949以後，這不就是「台灣新民族」論嗎？可民族不是千百年來自然演化而成，是被「敘事」塑造出來的嗎？不能認同這套敘事的才是「叛徒」，所以不能「一竿子」等同視之。他所說的其實是「台獨」叛徒，但對於從不認同台獨的人何來「叛徒」之說？李某更忽視藍營的「國族」觀是隨著歷史自然演進而成，不是出於刻意想像。 李文忠要求執政者以及在台多數族群要負起的責任，所謂「理解、尊重及接納」不就是以各種細膩的敘事包裝，或感情或利益或其他，對不接納者進行長期洗腦、攏絡，始得順利收編，以達成台灣內部的「和解與團結」。因此「和解與團結」目的都是為台獨服務，「台灣大敘事」就是妥妥的「台獨大敘事」！ 而台獨主張者就是要切斷對民族血緣的懸念，就是要抹去1949以前的歷史記憶，消滅台灣在地數百年來對自身中華文化的孺慕過往。所有台派人士對三十多年的去中教改與課綱不置一辭，對由其逐日逐年滋生的各種亂象極端化視而不見，當台獨價值高於一切人倫、道德與文化時，這個社會怎麼可能和解？而這種一方面談「理解、尊重及接納」，一方面縱容一切行政暴力消滅與抹除異見，又隱諱中暗藏前提與範圍，試問如何團結？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某與所有台獨人士一般，一味自我感覺良好。他認為綠色典範取代藍色典範，因為「典範轉移」，於是產生藍綠衝突。笑話的是，綠色典範何在？黑金教父李登輝嗎？海角七億、兩顆子彈的詐騙總統嗎？還是蘇起教授說的「民選女王」假博士？對國會通過法案不副署不公布不執行的賴卓政權？ 「台灣大敘事」真能帶來團結與未來？ 今日台灣所有的問題，幾乎都在藍色典範逝去後，政壇在總統直選後，不再產生典範；所謂「民主」不再以民為主，而以台獨意識型態為主，永無休止的衝突，才在各種因為競選造成的撕裂中產生。綠色敘事最大的歷史罪惡，就是把「台灣認同」從「中國認同」切割出去，口中嚷著「本土」卻否定真正「吃果子拜樹頭」的本土價值；高舉「民主」，卻在執政中變本加厲的踐踏毁滅民主！ 他們驕傲的經濟成果，哪一項不是在他們抹黑的威權時代打下堅實的根基，讓他們到現在拿來收割說嘴的。細數1949年至今的三代記憶中，哪些是綠色成就？是「洶湧澎湃」的民主運動嗎？當年有多少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及其後人？有多少人又只是為反國民黨而參與？台獨敘事竄奪挪用，官方敘事發生轉換哪裏「勢所必然」，他們自始藉他人之端、他人之勢，如果不是黑金教父的加持扶助，「勢」從何來？「必然」何在？李文忠要讓不同觀點「在言論市場上競爭」，不就是市場容易操作嗎？何況台獨政權「整碗捧去」已久，所有資源在手，又有美日背後支援，勝券在握啊！可說到底，他們只能在台灣耀武揚威，李文忠們想要所有台灣人「團結」在台獨大旗下，是痴人說夢！ 長期的文化自宮，已經導致台灣社會產生文明倒退的倫理失序現象，一個否定生命根源、否定歷史的社會，怎麼可能為任何一時的意識型態而「團結」而奮鬥，甚至而犠牲呢？更不必說犠牲也不可能帶來成功！ 請問主張建立「台獨大敘事」的李文忠，哦，不，是「台灣大敘事」的李文忠，對1949之前的歷史如何主張呢？退一萬步說，就算「台灣大敘事」成功「團結」了所有台灣人，也一如吳瑟致幻想，爭取到「國際」支持，以致逼使14億中國人「諒解」（可能性為零），台獨建國了！試問這樣一個依附體質的國家，如何擺脫在經濟上在軍事上繼續被箝制、在文化上在意識型態上繼續被殖民的狀態？又在傷害了14億同胞的感情後，在「鄰近大國」的龐大陰影下，皮皮挫的「安心立命」嗎？哪一位台獨大佬描述過獨立之後的主體性和尊嚴如何維護？永遠天價又不可靠的武器嗎？在對美式殖民跪與錢的奉獻中，「台灣大敘事」能帶來什麼宏大的雄圖偉業？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10月5日，《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德國三大情報機構在國會警告，俄羅斯對歐洲的「影子戰爭」已進入更危險階段，交通、通訊、國防工業及軍事設施都可能成為攻擊目標。德國聯邦情報局（BND）局長耶格（Martin Jäger）更指出，德國境內遭受攻擊的威脅「真實且迫在眉睫」，莫斯科正透過無人機、網攻、破壞與低強度軍事挑釁，測試德國與北約的反應。 耶格同時強調，目前沒有跡象顯示俄羅斯準備大規模進攻北約。這也意味歐洲面對的未必是一場突然爆發的全面戰爭，而是安全支出、軍援與經濟壓力長期累積。俄羅斯戰火尚未跨越北約邊界，戰爭成本卻已先一步進入歐洲。 俄軍打的不只是前線　也在打烏克蘭財政 《路透社》（Reuters）10月5日報導，俄軍今年持續以無人機與飛彈攻擊烏克蘭工廠、倉庫、港口、鐵路及能源設施，不僅削弱軍事能力，也直接侵蝕經濟與稅收。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的故鄉克里維里赫（Kryvyi Rih），大型鋼鐵與礦業設施因空襲停擺，地方政府只能優先維持醫院、學校與公共運輸等基本運作。 戰爭本身也愈來愈昂貴。烏克蘭今年前九個月國防支出已超過440億美元，同期政府稅收約420億美元；每日戰鬥成本由兩年前約1.4億美元升至1.9億美元。今年約需560億美元填補財政缺口，其中約270億美元用於軍事支出，政府提出的明年度國防預算更高達1100億美元。 俄軍每摧毀一座工廠、一段鐵路或一處港口，損失首先記在烏克蘭帳上，後續卻會化成更大的外援需求。西方援助因此早已不只是提供武器，也逐漸成為維持烏克蘭國家機器運作的重要財源。 烏克蘭的缺口　逐漸變成歐洲預算 基輔正尋求歐盟提前撥付部分原定未來支付的資金，以填補眼前缺口。但提前動用未來款項，並不會讓成本消失，只是把壓力往後移。烏克蘭工業受創、出口下降、稅收減少，意味歐洲必須面對更多貸款、軍援及重建支出。 戰爭打到第五年後，歐洲政府必須處理的不再只是「要不要援烏」，而是還能投入多少、持續多久。國防預算、安全支出與援烏資金都要經過國會、財政與選舉政治的檢驗，一場發生在烏克蘭的戰爭，帳單已逐步送進巴黎、柏林、華沙與布魯塞爾。 德國已感受到政治代價 德國尤其明顯。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東部邦選舉取得重大進展，梅爾茲（Friedrich Merz）領導的基民黨則承受選舉挫敗。AfD反對持續大規模軍援烏克蘭，主張改善與莫斯科的關係。它的崛起不能全部歸因於俄烏戰爭，移民、經濟停滯、生活成本與東西德發展差距同樣重要，但援烏與對俄政策已成為德國內政的一部分。 9月15日，國內政治壓力升高之際，梅爾茲取消原定赴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的行程。《政治家》歐洲版（Politico Europe）分析，東部邦選舉結果加大了梅爾茲政府的政治壓力，基民黨內部也出現調整路線的聲音。10月3日，德國總統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統一紀念日警告，德國正面臨更深的政治與社會裂痕，外部假訊息與國內極端勢力都在侵蝕民主討論。 德國目前並未改變援烏政策。梅爾茲仍重申支持烏克蘭，也警告俄羅斯可能增加網攻、無人機與其他攻擊手段。然而，政策沒有改變，不代表政治成本沒有升高。政府仍須向選民說明，為何國防預算要增加、為何持續貸款與軍援烏克蘭，以及一場已進入第五年的戰爭還需要多少資源。 普丁不必跨越邊界　戰爭帳單已送進歐洲 如果俄軍大舉進攻波蘭、立陶宛或芬蘭，北約反而面對一個相對明確的問題：如何啟動集體防衛、部署兵力並作出軍事回應。現在更難處理的是，俄羅斯沒有大規模跨越北約邊界，卻能透過持續打擊烏克蘭的工業、能源、交通與出口能力，不斷增加基輔對西方資金的依賴。 這些成本最後都會進入歐洲各國的政治體系。政府面對國會審查、財政壓力與選舉競爭，選民也會把軍援、國防、能源與生活成本放在同一張帳單上衡量。普丁未必需要讓坦克駛入北約領土，就能讓歐洲付出代價；只要戰爭繼續拖延，烏克蘭的財政消耗就會逐步轉化成歐洲的政治壓力。 真正的考驗不是北約能不能打一場戰爭，而是歐洲各國在一次又一次預算審查與選舉之後，是否仍願意持續承擔援烏與安全成本。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