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生代作家郭艷媚出版小說《來生之家》，書寫少數族裔在港生存困境。7月12日作者將會帶同新書來到底加書店，與台灣讀者見面交流。活動以「全世界的水都會相逢」為主題，邀請著名作家吳鈞堯和新生代作家曹馭博，進行新書對談。免費全免歡迎參與。 《來生之家》是郭艷媚首部長篇小說，延續《菩薩低眉》對邊緣的思考。醞釀長達8年經歷3個版本。小說書寫印尼的傭工、孟加拉的偷渡客。來到異國他鄉香港，因為靈魂的契合展開的愛情故事。他們香港土生土長的難民二代小孩，面對衣、食、住、行，甚至身份、教育等等的生存困境。作者企圖通過少數族裔在香港的歷史，反觀並重塑香港的歷史。 作者形容，在香港的少數族裔大概有60萬人，佔最多的是外籍家庭傭工「姐姐」，她們已經成為很多香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非血緣性親人，大概有30多萬。其次是南亞裔人士，包括印度人、尼泊爾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等。《來生之家》的使命，是為了讓每一個卑微的生命、讓這些被隱沒的聲音，在字裏行間為他們構建一個重生的空間，一個屬於他們的家。 郭艷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碩士畢業。現為新聞工作者、主持人、活動統籌、香港作家聯會理事。十四歲發表首篇文章，獲全國作文大賽一等獎。2018年出版短篇小說集《菩薩低眉》，入圍香港書獎。曾獲全球華文青年小說獎、徐訏文學獎、大學文學獎、冰心杯獎、文藝新星獎等。作品見於《鍾山》、《收穫》、《澳門日報》、《幼獅文藝》、《香港文學》、《聲韻詩刊》、《文學評論》等。 BOX： 【全世界的水都會相逢 《來生之家》新書對談】 郭艷媚（本書作者） 吳鈞堯 曹馭博 時間｜2026.7.12（日）14:30 16:00 講者｜郭艷媚（本書作者） 對談｜吳鈞堯（著名小說家、散文家、詩人） 曹馭博（新生代詩人、小說家、文學翻譯者） 地點｜底加書店（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24巷13號B1，近公館捷運站）
藝文
近日，有網友發現，在北京中國工藝美術館舉辦的展覽中，國家一級文物「永樂款鎏金銅觀音菩薩像」上出現電視機大廠TCL的廣告字樣，引起《北京日報》、《南方都市報》等主流媒體的報導。TCL回應媒體詢問時表示，經全面排查，從未授權或參與在該文物展陳中放置任何品牌標識；並將積極全力配合相關文物展出方和主管單位對此事件的調查，推動問題儘快查清。 去年，南京博物館才爆發駭人聽聞的文物盜賣案，今年2月，江蘇省聯合調查組公布查處結果，共有24人依規依紀依法受到嚴肅查處，涉嫌犯罪人員被移送司法機關。 據《北京日報》報導，TCL回應陸媒採訪時宣稱，關注到網路流傳國家一級文物永樂款鎏金銅觀音菩薩像展陳畫面出現疑似「TCL」字樣相關報導，此事引發社會關注；公司高度重視，第一時間成立專項工作組開展全維度內部自查；經全面排查，截至目前，公司及旗下各業務主體未與本次涉事特展及相關博物館存在任何形式的商業合作、廣告投放、聯名宣傳等行為；公司從未授權或參與在該文物展陳中放置任何品牌標識。 TCL稱，始終敬畏歷史文物，嚴格遵守文物保護相關法律法規，清晰知曉違規商業利用、損毀文物均屬違法行為；公司內部設有嚴格管理紅線，嚴禁任何商業行為干擾文物正常展陳。 對於此事，中國工藝美術館工作人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確實能透過展櫃玻璃看到TCL相關文字，類似報紙印刷畫面；本次展覽由青海省博物館主導承辦，中國工藝美術館僅提供展出場地，展櫃開啟、文物近距離查驗等操作許可權歸屬青海文博專業人員，展館現場工作人員無法自行開櫃核查、清理；該工作人員還表示，館方已將觀眾反映的情況、現場取證照片同步回饋青海省博物館，單位領導高度重視該問題。 而據《南方都市報》追蹤報導，近日，「高原絲路 瞿曇之光——青海絲路文物與瞿曇寺壁畫藝術展」在中國工藝美術館展出，有網友貼文稱，國家一級文物永樂款鎏金銅觀音菩薩像展櫃內，從特定角度能清晰看見文物上出現TCL廣告字樣。 7月5日，中國工藝美術館工作人員也向《南都》確認，該情況確實存在，目前已將相關情況回饋給文物出借單位青海省博物館，具體原因需要等青海省博物館的回復；同日，《南都》記者就此事致電諮詢青海省博物館，相關工作人員回應稱，該館確實出借永樂款鎏金銅觀音菩薩像至中國工藝美術館展出，目前已留意到網路上網友發佈的相關視頻內容，「具體原因我們還不清楚」，後續處理需要諮詢相關部門。 《南都》指出，永樂款鎏金銅觀音菩薩像融合漢藏藝術特徵，呈現宮廷工藝與漢藏藝術交融的高度，是瞿曇寺歷史地位與明代宮廷造像藝術交流的重要見證；明永樂款鎏金銅觀音菩薩像，是明代永宣風格金銅造像的代表之作，造像通體鎏金，鑄造工藝精湛，金色純正亮麗，造型生動華美，是中國目前所發現的體積最大的永樂金銅造像，堪稱國寶。
文化部成立國際影音串流平台TaiwanPlus以來績效不彰，屢爆爭議。文化部長李遠昨天接受國民黨立委羅智強質詢時，也坦言TaiwanPlus「的確是一個災難」。羅智強今天（3日）表示，既然TaiwanPlus「是一個災難」，那麼還應該繼續嗎？ 羅智強說，過去他多次指出TaiwanPlus大有問題，昨天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審文化部預算時，他當場質疑，TaiwanPlus花了鉅額公帑但定位不明、效益低落的狀況並未改善。他也揭露，去年TaiwanPlus以逾17萬元的次長級高薪聘請新任總編輯曹郁芬，卻讓其今年在美國海外遠距工作3個月，完全違反業界常理，有因人設事的濫權嫌疑。 昨天李遠面對羅智強質詢，坦言TaiwanPlus「的確是一個災難」，還說「從頭到尾的問題就是定位沒有很清楚」；李遠表示，原來想像中有一個頻道可以對國外發聲，但決定之後一下子沒有這麼多人才，就大量用了外籍記者，短期訓練大家又覺得，外籍記者報導的東西跟台灣沒有關係。「（TaiwanPlus）當初在中央社做不下去，又移到公廣集團，公廣集團好像又沒辦法完全管到它，因為它連上班都不在一起，它的確是一個災難。」 談到總編輯的問題，李遠說：「我覺得曹郁芬的問題，也是更換外籍主管的過程中，大概找不太到合適的本國籍編輯，就屈就吧！」 TaiwanPlus的預算來自文化部，2021年到2024年編58億、2025年到2028年再編40億。羅智強說，拿了如此龐大的預算，但是TaiwanPlus卻是集滿監察院、審計部、立法院預算中心、立委、媒體各種檢討的「五冠王」。由公廣集團執行的TaiwanPlus需回答，到底是要承擔公共功能、還是政府對外宣傳管道？若是要向國際傳遞台灣觀點，那台灣觀點又是誰決定？如何解決文化部長所說的「定位不明」？ 羅智強並指出，TaiwanPlus被監察院檢討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主導編採的外籍顧問在澳洲，對台灣社會脈絡掌握有限。結果，換掉外籍顧問改設總編輯，卻是讓總編輯在國外遠距上班，這是什麼邏輯？總編輯職務包括要參與每日編採會議、人事招募面試、新節目籌備等，試問哪家媒體能容許總編輯長期在國外上班？ 羅智強說，TaiwanPlus的缺失，連文化部及民進黨立委都看不下去。因此他也提出：既然是災難，若是在短期內無法有效改革，應嚴肅思考，是否要讓這場災難繼續？
走進寧夏博物館，彷彿走進一條跨越四萬年的時光長廊。 寧夏位於中國西北，南有六盤山、北有賀蘭山，黃河穿境而過，孕育出「塞上江南」的富庶景象。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這裡自古便是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遊牧文化交會的重要樞紐，也是絲綢之路上的關鍵通道。 從舊石器時代的水洞溝遺址，到新石器時代的馬家窯文化；從春秋時期戎狄部族活動，到秦漢屯田、唐代絲路繁華，再到西夏王朝的建立，每一段歷史都在寧夏留下深刻印記。而這些文明的交融，也完整收藏在寧夏博物館的文物之中。 館內三件國寶級文物——鎏金銅牛、石雕力士志文支座、胡旋舞石刻墓門，不只是藝術精品，更是不同民族交流、融合與共生的歷史見證。 其中，最令人駐足的，便是有「鎮館之寶第一號」之稱的西夏鎏金銅牛。這件銅牛於西夏王陵陪葬墓中出土，全長120公分、高45公分、重達188公斤，是中國大陸禁止出境展覽的重要國寶之一。 整件作品採用青銅空心鑄造，表面通體鎏金，融合塑形、鑄造、鎏金與拋光等高超工藝，充分展現西夏金屬工藝的巔峰水準。銅牛以跪臥姿態靜靜伏地，肌肉線條飽滿而自然，雙眼炯炯有神，神情溫和安定。沒有帝王陵墓常見的威嚴與肅穆，反而散發一種平靜、沉穩而富足的氣息。 牠不是神獸，也不是戰馬，而是一頭牛。正因如此，更顯得珍貴。 在農耕文化中，牛象徵土地、生產與豐收；對建立西夏的黨項民族而言，牛同時也是農牧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將如此巨大且精美的銅牛放入王陵陪葬，不只是彰顯王權，更寄託著對來世豐衣足食、國泰民安的期盼。 然而，鎏金銅牛真正動人的地方，不只是它精湛的工藝，而是它所承載的歷史意義。 西夏是十一世紀由黨項族建立的政權。黨項族源自古代羌族，原本生活於青藏高原一帶，歷經長期遷徙來到西北地區，逐漸吸收中原制度、文字、佛教文化與工藝技術，同時保留自身民族特色，發展出獨具風格的西夏文明。因此，西夏文化從來不是單一民族文化，而是一種融合的文明。 它融合了漢族成熟的農耕制度與青銅鑄造技術，也吸收了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更受到絲綢之路帶來的佛教藝術、西域文化與中亞文明影響。 這份融合，在另一件國寶——胡旋舞石刻墓門上，同樣清楚可見。 胡旋舞源自中亞，隨著絲路傳入唐代，在中原盛極一時。墓門上的舞者具有典型西域胡人樣貌，生動刻畫出快速旋轉的舞姿，也見證了一千多年前，中西文化早已透過絲綢之路頻繁交流。 而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則展現佛教藝術與西夏石雕工藝的成熟發展，反映宗教文化對西夏社會的深遠影響。 從這三件國寶可以看見，寧夏從來不是文明的邊陲，而是文明交會的中心。 漢文化、西域文化、草原文化、佛教文化，以及黨項民族文化，在這片土地彼此交流、相互影響，共同孕育出獨一無二的西夏文明。 回到眼前這頭鎏金銅牛，它靜靜伏臥了近千年，沒有一句言語，卻述說著一段民族融合的歷史。 它見證了黨項族如何從草原走向農耕，從部族發展為王朝；也見證漢族制度、技術與文化如何被吸收、轉化，最終形成具有西夏特色的新文明。 歷史從來不是彼此取代，而是不斷交流與融合。文化亦非孤立存在，而是在相遇之中彼此成就。 因此，參觀寧夏博物館，不只是欣賞珍貴文物，更是在閱讀一部民族融合的歷史。而西夏鎏金銅牛，就像一位沉默的歷史見證者，靜靜守護著西夏文明的榮光，也提醒著我們：每一段燦爛的文明，都來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長久交流所累積出的智慧與成果。
每逢節假日，廣西柳州市柳城縣大埔鎮靖西村一座尋常院落裡，彩調聲不停。 74歲的周錫生拉著二胡伴奏，他的妻子何秋萍抖開手中的摺扇，扇花如蝴蝶般翻飛。稚氣未脫的孩子腳跟一踮，腰身一擰，跟在兩位老人身後，清脆的唱腔響起，一齣好戲就此登場。 彩調在廣西城鄉流傳已數百年，2006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取材於「歌仙」劉三姐故事的彩調劇《劉三姐》更是家喻戶曉，至今創下海內外演出3000多場的盛況。廣西彩調劇團曾攜該劇赴台北、高雄、花蓮等地演出，深受台灣觀眾歡迎。 「靖西村是有名的彩調窩，兒時村裡上演彩調劇，人山人海。我和周老師也因彩調結緣一生。」何秋萍回憶。但隨著時代變遷，萬人同和的調子在當地一度「啞了」。 2009年，時任廣西彩調劇團編劇的周錫生回鄉調研，走了十個鄉鎮，發現會唱彩調的幾乎全是白髮老人。 周錫生發誓，「不能讓彩調斷在我們手上。」隨後與何秋萍一起踏上搶救彩調之路。2010年，夫妻倆回到村裡，自掏腰包湊了5萬元（人民幣，下同）創辦「老還童」彩調劇團。沒有場地，兩人把自家老宅改成排練廳，「磚頭都是我倆用翻斗車一車車推回來的。」何秋萍說。 「第一期彩調班學員基本上都是50歲左右，最大的70歲。」看著滿屋花白頭髮的學員，周錫生更加堅定了要從娃娃抓起的決心。 可娃娃們去哪找？最初招生，吃閉門羹是家常便飯。面對家長們的質疑「唱戲能當飯吃？」周錫生夫妻不爭辯，只是笑咪咪地抖開摺扇，靈動的扇花瞬間點亮孩子們好奇的眸子。兩個孩子成了首批「火種」，最小的僅4歲。 多年來，夫妻倆投入數十萬元舉辦公益教學推廣彩調，並琢磨讓彩調「返老還童」的訣竅。「我從唱腔、音調、唱詞、劇本等方面，為孩子們『度身定做』，將彩調傳統唱詞與兒歌結合，甚至將彩調元素編排成孩子們喜歡的校園課間操，激發他們的興趣。」周錫生說。 夫妻倆的堅守，終於在2019年結出碩果。那年8歲的黃嘉善和9歲的韋寅潔在中國少兒戲曲小梅花薈萃比賽中一舉奪魁，獲得國家級大獎。 在稚嫩傳唱中，百年彩調迎來新生，學習彩調漸成當地新生代「潮流」。陳李宛松9歲時在幼兒園被周錫生夫妻的表演吸引，自己跑去報名參加少兒彩調班。如今堅持學戲2年多的他，也萌生了日後做彩調傳承人的想法。 彩調被譽為「快樂的劇種」，唱腔清新明快，表演載歌載舞，天然契合年輕人偏好參與感和社交屬性的觀演習慣。如今，這門古老的戲劇不僅走進校園，也走進網路。越來越多傳承人透過網路直播教學、製作短影音等方式，讓彩調跨越地域限制觸達年輕群體。 廣西也透過實施地方戲曲振興工程，推動戲曲守正創新、「圈粉」年輕人。《新劉三姐》守住彩調劇中「哪嗬咿嗬嗨」的唱腔根脈，同時大膽植入流行音樂、網路直播等新潮元素，讓年輕化的敘事搭配時尚化舞台。 看著彩調劇「返老還童」，周錫生說：「劇團取名『老還童』，就是希望我們老了把彩調還給兒童。」如今，兩人已培養了數百名彩調少兒。談起打算，何秋萍看著周錫生，兩人相視一笑：「只要還有一口氣，就會繼續教下去。」
袁頌安/醒吾科技大學副教授 日前在「梅花新聞網」發表《漢字的特色 宋李禺的妙詩》一文，引起了眾多讀者的反應。尤其對李禺《兩相思》這首詩，順著讀是一首丈夫「思妻」之詩，倒著讀又成了一首妻子「思夫」的詩，我想世上只有漢字才能有如此的奇妙表達方式。但是對我國漢字來源、演變、基本原則、運用的特殊，沒有作比較詳細的説明。所以我再就我們漢字的特色再寫一篇略為比較詳細的拙文，以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我不是文字學的專家，應該根本沒有資格對漢字的特色説三道四，總還是忍不住把我略知有關漢字的特色，漢字之美由衷的表達表達，因為這是我們的中華文化，是我們中國人非常值得自豪的文化。我國文化源遠流長，就文化的載體文字來說，漢字誕生，相傳伏羲作八卦，倉頡就造字了。十九世紀末我國還發現了三千多年前的「漢字」～「甲骨文」，近來考古學家還發現距今有五千年的「高郵陶文」，我國的漢字真是源遠而流長。 如今資訊發達，科學、科技的進步更是日新月異。我國的《康熙字典》共收有漢字四萬九千字，大家己經認為簡直是多如繁星，根本認不勝認。因為我們一般人只要識得三四千個漢字，就能把事物及日常生活用文字表達清楚，那裡須要認識三四萬字？但是我們舉英文為例，一部《牛津字典》目前已經收詞達四五十萬以上，因為拼音文字的英語，只要有一個新發現新發明的涉新事物，就要不斷的要造一個新詞。但是我們漢字雖然有了涉新事物，可以用假借等方法，不必再造新字，可以用同音同義的字來替代，或者以原有的字拼組成一個新詞，例如：「電影」古無此物，現代發明了，有了此物，把「電」和「影」重組就成了一個新詞，就表達清楚了。我們的漢字是一種表意的文字，文字體系簡約，這個體系的原理和拼音文字不同，所以現在我們常常看到中英文或是中法文並列的簡報、公告或者一些其他的説明，中文部分比英法文要少用很多字，誰説漢字不方便不優秀呢？ 西周宣王朝，刻有五百字「金文」的～「毛公鼎」，是我國舉世銘文青銅器中字數最多者。 我們中國文字有漢、滿、蒙、回、藏文，我説的只是我們國人現在使用最多最普遍的「漢字」。漢字本身並不完全表音，不同方言其語言之間可以「書同文」，以文意、字義相互瞭解。更具特色的是漢字有其獨特的文化，例如：對聯、書法藝術 ⋯ 。而且漢字可以由上而下，由右而左，或是由左而右加以排列，不像多數世界上其他文字只能固定一個方向讀、寫。而且一個漢字不論其筆畫多少，都可以一個方格呈現，所以能創作文句大小等距、對稱這些中國漢字特有的「門聯」、「春聯」、「嵌名聯」，這些特色，其他外國文字很難做得到。 漢字字體自古有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小篆、隸書、楷書等六種字體。商代甲骨文有強烈圖形特色，經過春秋戰國一直用到秦代；到了漢代的隸書、楷書就一直延續用到今天。雖然秦代也已經使用小篆和原始的隸書，但是並不成熟。東漢學者許慎所著《説文解字》，把漢字的構成和使用方式歸納成六種類型，所謂「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象形、指事是「造字法」；會意、形聲是「組字法」；轉注、假借是「用字法」。 ** 指事：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 ** 象形：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 形聲：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 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 ** 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 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由許慎對六書的説明，我們知道漢字的建構原則，如此我們大概對一個漢字由來就略有瞭解了。 如今兩岸的漢字，又有了簡體字和繁體字的不同，各有支持者。簡體字是1949年以後中共政府為了迅速掃除文盲而創造出來的，維護繁體中文的學者稱繁體字為「正體字」，表示簡體字是非正統的急就章，失去了漢字「六書」的原則。事實上漢字簡化順應歷史規律，中國文字從圖形文字遞改為篆、隸、草、楷，大多是由繁入簡。但是漢字「六書」的原則我們應該把握，因此頭「髪」的髮怎可和出「發」的發、「麵」包的麵和「面」子的面、旅「遊」的遊和「游」泳的游如何混為一字呢？簡體字：親不見、愛無心、產不生、廠空空、麵無麥、運無車、導無道 ⋯ 那更失去了我國古人造字的原則。如今網路發達，手機、電腦的運用方便普遍，漢字的書寫「繁」、「簡」不成問題，我們大聲疾呼兩岸專家學者，為了中華民族千秋萬代子孫的發展，大家心平氣地坐下來好好研究把繁、簡兩種漢字的字體規劃統一，這才是兩岸文化統一的大道。 最後我再説説，最近看到的三則有關漢字的短文，作為本文的結束。 其一：莫言之言 「我」字丟了一撇，成為「找」字，為找回那一撇，「我」問了很多人，那一撇代表什麼？商人説是金錢、政客説是權力、明星説是名氣、軍人説是榮譽、學生説是分數 ⋯ 最後「生活」告訴「我」，那一撇是：「健康和快樂」。 其二： 「靜」中藏了一個「爭」字、「穩」中藏了一個「急」字、「忙」中藏了一個「亡」字、「忍」中藏了一個「刀」字，越「爭」心越要「靜」、越「急」心越要「穩」、越「忙」越要照顧好自己、越「忍」越要看清事態。 其三：「贏」最重要是一個「亡」字當頭，就是要有危機意識，天下事沒有十拿九穩的。再來一個「口」字，一定要和人好好溝通。「月」，年月就是要把握時間。「貝」是錢幣，要和別人共享利益。「凡」是平常心，看得開，只要盡心盡力，成敗自有天意。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大陸河南省洛陽市千唐志齋博物館宣布，館藏《袁承嘉墓誌》經多年比對考證，確認為唐代名臣狄仁傑親筆撰書，成為目前大陸已知第二件狄仁傑傳世書法真跡。由於墓誌推定完成於狄仁傑辭世前不久，因此學界認為極可能是其生前最後書寫作品，可視為「狄公絕筆」。 根據館方說明，《袁承嘉墓誌》長年嵌置於千唐志齋博物館第五窟室牆面，由於墓誌並未留下撰書者署名，近百年來一直被視為一般唐代墓誌收藏，直到研究團隊重新整理館藏並進行系統性比對後，才確認其書法與狄仁傑已知真跡高度一致。 洛陽發布公眾號指出，在此之前，學界普遍認為狄仁傑唯一存世書法作品為《袁公瑜墓誌》。該墓誌刻於武周久視元年（西元700年），志文明確記載「河北道安撫大使狄仁傑撰書」，也是長期以來確認狄仁傑書法風格的重要依據。 新確認的《袁承嘉墓誌》墓主袁承嘉，正是《袁公瑜墓誌》墓主袁公瑜之子。父子二人於西元700年同日遷葬洛陽北邙山，因此研究團隊推測，袁氏家族應是在辦理遷葬前，即一併委請狄仁傑完成兩方墓誌的撰文與書丹工作。 至於《袁承嘉墓誌》未署名，千唐志齋博物館副館長裴志強表示，袁公瑜與狄仁傑同朝為官、輩分相近，因此署名合乎當時禮制；而袁承嘉屬晚輩，僅任司法參軍，依唐代書丹禮俗，長者為晚輩書寫墓誌不署姓名屬常見情況，因此未署名並不影響真跡判定。 館方表示，研究團隊針對《袁公瑜墓誌》與《袁承嘉墓誌》進行文字內容、章法布局、筆法結構及用筆習慣等全面比對，發現兩件作品皆呈現圓潤雄健、內斂含蓄的書風，其中「國」、「哀」、「呼」、「之」等字形寫法幾乎完全一致，點畫特徵與結體方式亦高度相符，因此研判應出自同一位書家之手。 裴志強進一步指出，狄仁傑身為武周重臣，平日政務繁忙，史籍也未記載當時有其他書法家能夠完整模仿其筆意，因此綜合墓誌年代、家族背景、書法風格及歷史情境等多項證據後，認定《袁承嘉墓誌》應為狄仁傑親筆所書。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記載狄仁傑於武周久視元年九月病逝，袁氏父子則於同年十月底完成遷葬，時間相隔約一個多月。研究團隊表示，唐代遷葬程序包含擇地、營建墓穴、準備儀式及刻製墓誌等繁複流程，墓誌通常會提前完成，因此並不存在時間矛盾。若依相關時序推估，《袁承嘉墓誌》應完成於狄仁傑辭世前數月，因而被視為目前最接近其生前最後書寫的書法作品。
兩冊流失海外超過150年的明代嘉靖年間《永樂大典》抄本，於6月24日正式入藏大陸杭州國家版本館。這兩冊分別為「湖」字冊（卷2268－2269）及「喪」字冊（卷7391－7392），由浙江古典文獻研究會會長、古籍收藏家金亮捐贈，成為杭州國家版本館重要館藏之一，也被視為該館的「鎮館之寶」。 收藏家金亮斥資逾6500萬元購回 杭州國家版本館24日下午舉行捐贈入藏儀式。金亮投入古籍收藏逾30年，長期致力於推動流失海外典籍回歸中國大陸。截至目前，他已向杭州大陸國家版本館捐贈藏品3337冊（件）。 金亮表示，這兩冊《永樂大典》能夠正式入藏大陸國家版本館，代表自己多年來「將國之瑰寶安全送回家」的心願終於完成。 法國拍賣現身 歷經多年程序終返大陸 根據公開資料，這兩冊《永樂大典》於2020年出現在法國博桑－勒費福爾拍賣公司（Bosson & Lefèvre）的拍賣會上。 潮新聞指出，2020年7月7日，金亮以640萬歐元落槌價競得，連同佣金共支付812.8萬歐元，折合約27億新台幣（約6500萬元人民幣）。由於法國文物出口規範限制，相關手續直至2021年才完成。 「湖」字卷重新接續 具重要文獻補遺價值 此次入藏的兩冊《永樂大典》均為明代嘉靖、隆慶年間內府抄本。其中，「湖」字冊與大陸家圖書館館藏卷冊相互銜接，使現存「湖」字卷（卷2260至2283）得以完整連接，對文獻整理及學術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學界指出，「湖」字冊中保存不少已失傳的宋、元時期詩作；「喪」字冊則收錄南宋溫州學者葉起《喪禮會紀》的部分內容。由於原書早已散佚，相關資料對研究中國古代禮制與喪葬文化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 《永樂大典》保存大量失傳典籍 被譽為中華文化寶庫 《永樂大典》由明成祖朱棣下令編纂，收錄經、史、子、集以及天文、地理、醫學、宗教、技藝等各類知識文獻，共計11095冊，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類書之一。 大陸博物院研究館員翁連溪指出，《永樂大典》最珍貴之處，在於保存了大量宋元以前已失傳的古籍。清代編修《四庫全書》期間，許多失傳文獻正是透過《永樂大典》輯佚重現於世。例如《新五代史》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等重要史籍，均仰賴《永樂大典》保存內容才得以流傳至今。 《永樂大典》副本原本逾萬冊 現存不到4% 《永樂大典》正本早已失蹤，目前存世版本均為明嘉靖年間重抄副本。嘉靖年間紫禁城發生火災後，朝廷為保存文獻，命人重新抄錄全書。 然而歷經明清易代、戰亂及列強侵略等因素，超過1萬1000冊的《永樂大典》大多散失。杭州大陸版本館副館長張璞表示，目前全球僅存約400餘冊，不到原書總量的4%。 據新聞報導，永樂大典》主要收藏於大陸國家館、美國國會圖書館、日本多所機構及歐洲各國圖書館。其中，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224冊，為全球最大典藏機構。 根據拍賣公司說明，這兩冊《永樂大典》來自法國私人收藏，其家族先祖於19世紀後期曾派駐中國，官階達上校軍官。兩冊典籍即於當時被帶離中國，流失海外時間與圓明園文物流失時期相近。
袁頌安/醒吾科技大學副教授 我國漢字有其特色，例如：可以作對聯、可以作書法藝術……，而且漢字可以由上而下、由右而左、或是由左而右加以排列。不像多數世界上其他文字，只能固定一個方向讀、寫。而且漢字不論其筆畫多少，都可以用方格呈現，所以漢字能創作文句大小等距、對稱。因此我國特有的「門聯」、「春聯」、「嵌名聯」、書寫詩詞，這些特色，其他大多數國家的文字，很難做得到。傳統漢字更有所謂：篆、隸、楷、行、草五種書體，還各自具備獨特的綫條、美感，以及書寫的規範。 我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各朝各代各具特色，有所謂：「漢文章 唐詩 宋詞 元曲 清小說」之説。這是指我國歷代不同時間，文學代表體裁的稱謂。其中「漢文章」是指漢代的「賦」，例如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子虛賦》，班固的《兩都賦》……。詩則以其豐富的意境與情感著稱，唐代的代表人物有「詩聖」杜甫、「詩仙」李白。宋詞和元曲皆屬長短句韻，宋詞的代表人物眾多：北宋柳永、晏殊、歐陽修、蘇軾、周邦彥；南宋辛棄疾、李清照、陸游……。至於元曲有所謂「四大家」，他們是關漢卿、白樸、鄭光祖、馬致遠。清小説：有如雷貫耳曹雪芹的《紅樓夢》、劉鶚的《老殘遊記》、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齡的《聊齋誌異》……。 特別舉例説一説，我國文字的特色之一詩文的特色，是大多外國文字無法表達的。宋代有一位詩人～李禺，他並不籍籍有名，他只流傳於世一首詩《兩相思》，歷來卻被大家津津樂道。這首詩如果順著讀，是一首丈夫「思妻」之詩，如果把這首詩倒著讀，卻成了一首妻子「思夫」的詩了。這首詩很奇妙，我想也只有我國博大精深的文化特質，才能精妙地創作出如此感人心弦的妙詩。 《兩相思》宋 李禺 枯眼望遙山隔水，往來曾見幾心知？壺空怕酌一杯酒，筆下難成和韻詩。 途路阻人離別久，訊音無雁寄回遲。孤燈夜守長寥寂，夫憶妻兮父憶兒。 ～思妻詩 兒憶父兮妻憶夫，寂寥長守夜燈孤。遲回寄雁無音訊，久別離人阻路途。 詩韻和成難下筆，酒杯一酌怕空壺。知心幾見曾來往？水隔山遙望眼枯。 ～思夫詩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在中印關係近年因邊界爭議與地緣政治競爭持續緊張之際，雙方可能在文化領域迎來重要合作突破。印度主流媒體《印度快報》（The Indian Express）披露，中印正就唐代高僧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記》聯合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文化遺產名錄進行磋商。消息人士透露，提案由中方提出，印度政府表達支持，目前正由印度外交部審議評估。 中方提案、印方支持 聯合申遺構想浮上檯面 《印度快報》近日報導指出，相關討論是在本月初於印度瓦拉納西（Varanasi）舉行的金磚國家（BRICS）文化工作組第二次會議期間浮現。會議聚焦共同文化遺產保護，各國代表探討透過跨國合作方式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能性。 消息人士透露，中方在會中提出以《大唐西域記》作為中印共同文化資產進行聯合申報的構想，獲印度方正面回應。目前相關提案已送交印度外交部進行跨部門審查。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規定，各國每兩年申報周期可提出的遺產申請數量有限，但聯合申報案件通常不受此限制，因此，近年來跨國合作申遺逐漸成為各國提升文化影響力的重要途徑。 分析指出，對中國而言，《大唐西域記》是中國古代對外交流重要歷史見證；對印度而言，該書則是研究西元7世紀古印度歷史的重要第一手資料，因此具有共同文化價值。 一部《大唐西域記》 記錄7世紀印度文明盛況 玄奘是唐代最具代表性佛教高僧之一。公元629年，玄奘不顧朝廷禁令，自長安出發西行求法，歷經敦煌、西域諸國、帕米爾高原與阿富汗地區，最終抵達古印度。 在印度期間，玄奘曾於當時亞洲最重要佛教學術中心——那爛陀寺（Nalanda Mahavihara）學習多年，深入研究佛教經典與印度哲學。返回長安後，玄奘根據十餘年遊歷見聞撰寫《大唐西域記》，全書共12卷，記錄110個國家與地區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會風俗、地理環境與經濟發展情況。 由於許多古印度王朝史料已散失，《大唐西域記》反成為研究笈多王朝後期及戒日王（Harsha）統治時期印度歷史最珍貴的文獻之一。 印度歷史學界長期將該書視為研究古代印度的重要依據。許多考古遺址，包括那爛陀寺、鹿野苑、王舍城等佛教聖地，都是根據玄奘的記載進行重新定位與發掘。 有印度學者甚至形容，若沒有《大唐西域記》，現代人對7世紀印度文明的認識將出現巨大缺口。 不只是文化遺產 更是中印關係的特殊象徵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申遺討論並非單純文化議題。近年來，中印關係受到邊境衝突、供應鏈競爭及印太戰略等因素影響，雙方互信明顯下降。尤其2020年加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衝突後，中印關係一度跌至數十年來低點。 然即便在政治關係緊張時期，雙方仍持續透過佛教文化、學術交流及歷史研究維持有限互動。 印度智庫學者指出，玄奘是少數同時受到中國與印度社會高度尊敬的歷史人物之一。他不僅是佛教僧人，更象徵古代亞洲文明交流的黃金時代。《印度快報》分析認為，如果《大唐西域記》最終成功以中印聯合名義申報，將向外界釋放一個重要訊號：即便存在戰略競爭，兩大亞洲文明古國仍有能力在文化領域尋求合作。 金磚國家掀起聯合申遺熱潮 此次《大唐西域記》申遺構想，也被視為金磚國家推動文化合作的一部分。 印度甘地國立藝術中心院長高爾（Ramesh C. Gaur）表示，金磚國家擁有大量跨國共享文化資產，如印度與中國共有的佛教文化傳統、印度與印尼共同流傳的《羅摩衍那》史詩，以及印度與伊朗共享的《五卷書》（Panchatantra）寓言故事。 據報導，印度目前也正研究與伊朗聯合申報《五卷書》，並與南非合作推動「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相關文化遺產申報。 高爾認為，聯合申報不只是文化保護工具，更是文明交流的平台。透過共同保存歷史記憶，有助於各國超越政治分歧，建立更深層次的人文連結。 分析人士指出，從玄奘西行取經到《大唐西域記》誕生，已過去近1400年。如今這部記錄古代中印交流的重要典籍，可能再次成為連結北京與新德里的橋樑。若聯合申遺最終成真，不僅將是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里程碑，也可能成為近年中印關係中少見的正面合作案例，為兩國關係注入新的象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