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中／孫文學校總校長、中國國民黨主席參選人
關公的崇高地位
在中國歷史上，雖有不少人物身後被封神，但能像關公這般屢獲加封，封號日漸尊貴，甚至帝皇家也親自祭祀的，實屬罕見。關公最初不過是一位地方性祀奉的神靈，由僧人與道士引入宗教體系後，逐漸有了「顯靈」的傳說。經歷宋、元、明、清四朝的推崇，關公一步步成為融儒、釋、道於一體的全民信仰，甚至成為國家精神象徵。
初次入祀：唐朝的國家武廟
關公生前於東漢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被封為「漢壽亭侯」，後來在蜀漢時期加封為「壯繆侯」。雖是「萬人敵」的猛將，但他死後多年才獲得官方祭祀的機會。
「安史之亂」後，唐朝由盛轉衰，地方藩鎮擁兵自重，局勢類似關公所處的東漢末年。唐德宗為激勵武將士氣，接受大臣顏真卿的建議，挑選歷史名將作為國家武廟主祀姜太公的陪祀。關公以「蜀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的名義，首次進入國家級祭祀系統。
然而，關公的陪祀地位並未持久。唐德宗時，有丞相建議國家武廟僅留姜太公與張良陪祀，其他將領撤出。儘管如此，唐代設立的《忠義列傳》開創了記錄「對國忠、對人義」的「忠義」之士的先例，後世史書皆有效法。後人以此概念詮釋關公事蹟，令關公逐漸成為「忠義」的代言人。
宋代的復興：從民間到官方的加封
宋太祖建國後，沿襲唐朝武廟制度，關公初期仍被列為陪祀。但因「敗於麥城」被認為功績有瑕疵，他一度被移出祭祀名單。然而，隨著宋代北方邊境受外敵侵擾，朝廷為重振武風，重新將關公列入武廟陪祀。
宋代也是民間祠廟合法化的時代，關公顯靈的傳說層出不窮。根據記載，宋徽宗於大觀二年（1108年）將關公加封為「武安王」，正式確認其在官方祭祀中的地位。
南宋與元代：忠義的深化
靖康之難後，南宋政權南遷，與三國時蜀漢的局勢極為相似。對抗外敵的民族情感讓關公成為忠義與正氣的象徵。以曹魏為正統的歷史觀受到挑戰，改尊蜀漢的呼聲日漸高漲，受到統治者和不少史學家認同。至於民間可能比官方更早有「尊劉抑曹」的傾向，北宋時說書人講三國故事，觀眾每聽到劉備輪了便皺眉痛哭，曹操敗北則高興叫好。從南宋至元，在外族威脅下，「身在曹營心在漢」可能是許多漢人的心聲。關公代表正義一方，人們在強調他勇武之餘，更開始加添「忠義」的內涵。
元朝的宗教政策相對自由。在元代，關公信仰進一步擴大。在外族統治下，文人加入戲曲雜劇的創作，企圖藉關公故事宣揚忠義精神，以團結漢民族。再加上《關王事蹟》等專書出現，關公事蹟及其形象更加深入民心。元世祖批准藏僧舉辦「遊皇城」祈福活動，由關公擔任監壇角色。元文宗於天曆元年（1328年）將關公加封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
明代的復興與「帝」的開端
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了唐宋以來的神明加封制度，祀奉姜太公的武廟被廢，關公亦從「王」降回「侯」。但另一方面，朝廷又將關公正式加入官方祭祀之列，藉此推廣捨身殉國的「忠義」思想。在嘉靖年間恢復關公「義勇武安王」的爵號，進一步強調其忠義精神。
據統計，明代中葉北京有廟宇206所，其中51所是關廟。明代文人謝肇潮感嘆道：「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禍於關壯繆！」加上以《三國演義》為首的小說、戲曲盛行，「桃園結義」、「單刀赴會」等關公傳說更是家喻戶曉。民間對「忠義」的解讀比官方多豐富，關公信仰廣泛滲透到社會各階層，眾多行業視他為守護神。更逐漸傳入關外東北、朝鮮與日本等鄰近地區。
民間對關公的尊崇更勝於官方。萬曆十三年（1585年），道教正式封關公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開啟了關公「帝」的時代。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道教再次將關公追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至此，天下所有關廟皆可尊關公為帝。
清代的巔峰：關公與國家精神
進入清代，關公的地位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滿族入關前，已將《三國演義》翻譯成滿文，作為軍政教材。他們尊關公為「關瑪法」（意為「關老爺」），並將其融入薩滿信仰，與釋迦牟尼、觀音並列為主神。
清廷為鞏固政權，進一步推崇關公。康熙年間，為聯繫蒙古盟友，關公被奉為藏傳佛教中的尊神，以表示對蒙古的尊重。乾隆年間，關公的忠義精神被用作治國理政的宣傳工具，成為比孔子更通俗的「武聖」。
封號的巔峰：26字的榮耀
順治九年（1652年），清廷正式封關公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開啟了連續加封的歷史。最終，光緒五年（1879年），關公的封號達到26字，成為中國歷史上封號最長的神明：「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這一封號超越歷代帝王與神明，象徵著對關公的至高推崇。
從武廟到關廟：精神傳承的象徵
唐朝最初建立武廟，是為了平衡「文治」與「武功」，重視軍事的專業性。然而，隨著關公成為主祭神，重心逐漸轉向「忠貞節義」。這不僅是對關公精神的致敬，也折射出歷代朝廷在治國理念上的轉變。
從唐朝到清朝，關公的封號與信仰傳播，不僅統合了儒、釋、道三教，更連結了中國社會各階層，成為一千多年來忠義精神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