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九合一地方選舉將於11月28日舉行，22縣市首長候選人號次已在10月27日陸續抽籤揭曉，選戰進入最後衝刺階段。每逢選舉，「誰讓你選他的？」這句話便會被反覆搬上檯面，彷彿選民一旦投下那一票，此後的一切後果便與掌權者再無干係。然而，選舉授權本身被預先部署為卸責伏筆的邏輯，並非台灣地區獨有的現象。就在11月3日，美國期中選舉落幕，民主黨一舉奪回參眾兩院控制權，並在德州、堪薩斯州、南卡羅來納州等共和黨長期把持的票倉取得歷史性勝利。面對這場被美聯社形容為對川普及其共和黨的「嚴厲否決」，川普在選舉夜於社群媒體上寫下的第一句話，恰恰是這套卸責邏輯最赤裸的自我暴露：「我不在選票上，如果我在，我們會以壓倒性優勢獲勝！」選票表面上賦予了人民選擇的權力，實際上卻同時簽發了一張空白授權書，讓掌權者在出事之後，得以將責任反手扣回選民頭上，或轉移至制度中的其他環節。
選舉授權如何預先埋下卸責的伏筆
西方民主理論長期將選舉視為問責的核心機制，彷彿只要存在定期選舉，掌權者就會因為畏懼連任失敗而對人民負責。然而，這種想像忽略了選舉授權的即時性與狹隘性。一張選票所授予的，是特定政黨在有限任期內的執政權，而非對其所有政策後果的無限背書。美國期中選舉的結果本身，便精確地展示了這種「有限授權」的張力：選民在2024年將白宮與國會多數交給了共和黨，但兩年之後，同一個選民群體便以選票收回了國會的控制權，顯示選舉授權從來不是一張可以無限兌現的空白支票。問題在於，選舉授權的「可收回性」並沒有真正解決問責問題，反而為卸責提供了更精巧的修辭空間。
更關鍵的是，學術研究已經開始系統性地反思將民主危機歸咎於選民的思維慣性。當前對民主危機的主流框架習慣性地將公民置於被告席，指其無知、非理性、易受假新聞操縱，但這些現象雖然真實，卻並非新鮮事；真正發生變化的，是制度與社會做出重大決策的方式。民主的信任危機與代表性斷裂，是民主機器停止運轉的症狀，而不是其崩壞的原因。將問題歸結為「選民選錯了人」，本身就是一種迴避制度性問責的論述策略。選舉授權的「即時性」在這種論述中被反向利用：掌權者不需要否認自己獲得了權力，只需要否認自己對失敗負有實質責任。選舉不再只是問責的起點，也成為卸責的終點。川普所謂「我不在選票上」的說法，正是這種邏輯的極致版本：既然選票上沒有我的名字，那麼選舉結果所表達的民意，便與我無關；權力我照樣行使，責任則由那些「選了別人」或「沒選我」的選民自行吸收。
民粹領袖的「背叛敘事」：功勞歸己 過錯歸人
如果說選舉授權提供了卸責的形式條件，那麼民粹領袖則將這種條件發揮為一套可複製的操作模式。這套模式的核心並非拒絕民意，而是將民意工具化：先用承諾與激情動員群眾，製造出「人民選擇了我」的正當性；當承諾無法兌現或政策造成災難時，再將責任轉嫁給「背叛者」或「外部敵人」。川普在期中選舉後的表現，提供了這套模式最即時的演示。選舉結果顯示，43%的選民表示投票動機之一是反對川普，71%的選民（包括41%的共和黨人）認為國會對川普的監督不夠，而不滿的來源集中在伊朗戰事導致的汽油價格與生活成本上漲。然而，川普的回應並非承認政策失敗，而是將敗選歸因於自己「不在選票上」，並暗示如果他在，結果就會不同。他甚至曾在選前造勢時要求選民「假裝我在選票上」，美聯社的評論一針見血：「他們照做了。」這種敘事的巧妙之處在於，它同時完成了兩件事：否認敗選是對自身執政的否定，並將選民的真實不滿轉化為一場「如果條件不同」的假設性討論。
英國的奈傑爾•法拉吉（Nigel Farage）在脫歐運動中的角色，則是這套模式更長時段的樣本。他數十年來將脫歐描繪成解決英國一切困境的萬靈丹，但在脫歐付諸實現、負面後果逐漸顯現之後，他的敘事卻轉變為「脫歐本身是好的，是政客背叛了它」。一項針對工黨轉向支持改革黨的選民調查顯示，39%的人認為脫歐讓國家變得更糟，但只有11%的人將此歸咎於法拉吉，30%歸咎於保守黨，29%歸咎於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阿根廷的哈維爾•米雷伊（Javier Milei）則展示了另一種切割手法：他在社群平台上發文讚揚迷因幣「$LIBRA」後迅速刪除貼文，事後否認推廣該虛擬貨幣，稱自己不了解專案細節。從法拉吉、川普到米雷伊，卸責不再是個別政治人物的道德瑕疵，而是一套共享的民粹操作範式：先製造授權，再消耗授權，最後將授權的後果拋回給授權者。
制度性的責任稀釋：否決點越多 責任越找不到人
如果將卸責完全歸因於政客的個人品德，便會錯失西方民主體制中更為深層的結構性機制。政治學研究早已指出，制度本身就在塑造卸責的空間與路徑。一項跨國比較研究顯示，英國的政治體制具有明顯的「責任擴散型制度」特徵，其作用在於保護負有責任的部長免受指責，使得在「最高層」將責任遊戲個人化變得極為困難。這意味著，責任的找不到人並非偶然的治理失靈，而是某些制度設計所產生的系統性後果。否決點越多，政策制定與執行被分散到多個層級與機構之間，選民對不同政府層級的問責能力便因為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共享而遭到削弱。
美國期中選舉後的權力格局，則從另一個角度展示了制度性責任稀釋的動態。民主黨奪回國會後，預料將運用新取得的權力對川普政府展開調查，並試圖透過立法制衡總統；然而，川普仍握有否決權，且他已明言將扮演「否決先生」（Mr. Veto）。在這種分立政府的結構下，治理成敗的責任歸屬變得空前模糊：國會可以將施政停滯歸咎於總統的否決，總統可以將政策受阻歸咎於國會的敵意，而選民在兩年後再次走進投票所時，面對的是一個誰都有份、誰都不必負全責的責任迷宮。制度性的責任稀釋與個人化的選民指責，在此形成了相互增強的關係：制度越難問責，選民就越容易被要求承擔問責的替代功能；選民越是被要求承擔責任，制度性問責的缺失就越不容易被正視。
結語：免死金牌的真正鑄造者
西方民主的卸責機制之所以「陰毒」，在於它從不否認民主，而是將民主程序中的每一個環節都轉化為責任轉移的節點。選舉授權被用來將治理後果回推給選民，川普的「我不在選票上」是這條路徑最赤裸的宣告；民粹領袖以「背叛敘事」將自身過錯外部化；責任擴散型制度將責任稀釋到無人可尋；將公民置於被告席的論述則將結構性問題個人化。這些機制彼此銜接，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閉環。台灣地區即將登場的九合一選舉，與美國期中選舉的「藍色海嘯」相隔不到一個月，兩場選舉共享著同一套卸責語法的文法：選民被期待用選票表達不滿，卻不被允許用選票追索責任；政客樂於接收授權，卻吝於承認授權所伴隨的問責義務。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選民選了誰，而是選舉之後，權力如何被行使、責任如何被追索、以及那些本應承擔責任的人，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將「誰讓你選他的」當作最後一道卸責防線。當這句話被反覆使用時，它暴露的不是選民的愚蠢，而是整套責任政治的空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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