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10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臨時國會發表施政方針演說，將中國大陸稱為「重要鄰國」，並表示將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圍繞共同課題加強溝通，推進旨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對話。然而，她同時強調將對東海、南海及日本周邊軍事活動表達立場，「該主張的就堅定主張，並強烈要求中國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一個半月後，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將在中國大陸深圳登場，高市預計赴華出席。外界關注的焦點隨之浮現：高市早苗與習近平主席是否會藉此場合舉行雙邊高峰會？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中日雙方在台灣議題上的結構性矛盾能否找到突破口，也取決於高市是否願意以實際行動回應北京的核心關切。
台灣議題是峰會無法繞過的結構性障礙
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眾議院接受質詢時表示，若中國大陸對台灣出動軍艦並使用武力，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日方可能出動自衛隊介入台海危機。這是二戰後日本領導人首次對中國作出帶有武力威脅意味的表態。北京隨即展開一連串反制措施，包括勸阻國民赴日旅遊、禁止稀土出口日本，並在解放軍軍機以雷達兩度鎖定自衛隊戰機。
中方立場始終明確且一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多次表示，當前中日關係面臨嚴重困難，根源在於高市發表錯誤涉台言論，責任完全在日方。真正的交流與對話應建立在尊重對方、恪守共識的基礎上，日方如果真心想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很簡單，也很明確，就是撤回高市涉台錯誤言論，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日方作出的政治承諾，以實際行動展現對話誠意」。
這意味著，中方將撤回涉台言論設定為恢復正常對話的前置條件。而高市方面至今未收回相關答辯，僅表示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沒有變化，卻始終迴避重申具體內容。雙方在這一核心議題上的立場差距，構成了峰會難以舉行的根本障礙。新加坡《聯合早報》分析指出，儘管高市近期仍釋放維持對話的訊號，中日也陸續出現有限度的官方接觸，但雙方在台灣等核心議題上的分歧延續至今，中日元首在深圳正式會晤的空間仍相當有限、且可能性幾乎為零。
對話與牽制並存的矛盾訊號
高市早苗的外交表態呈現出一種明顯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她多次表達對與中國大陸對話持開放態度。在2026年首次記者會上，她表示「我們對與中國在不同層面的對話持開放態度，不會關閉溝通的大門」。在自民黨於眾議院選舉大勝後的記者會上，她再次表示對與中國進行各種對話持開放態度，並強調會以冷靜且適當的方式處理相關事務。
另一方面，高市政府在安保領域持續推進對中強硬路線。高市重申將提前修改三份安全保障相關文件，強調「從根本上強化安保政策，徹底守護我國領土、領海、領空、國民的生命與安全」。她還表示將放寬防衛裝備品出口規則，推進防衛支出達到GDP的2%，並致力於加強對退役自衛隊員及其家屬的支援，創設對防衛相關設施周邊土地所有權轉移進行管制的制度。日本2026年版《外交藍皮書》更將對中關係表述從「最重要的兩國間關係之一」降級為「重要鄰國」，被認為是明顯的外交倒退。
這種「嘴上喊對話、手上忙對抗」的做法，中方顯然不會接受。林劍明確回應：「嘴裡喊著對話，手上卻忙著對抗，這樣的對話沒人會接受」。
北京拒絕為對話而對話的戰略邏輯
從北京的視角來看，高市早苗的對話提議缺乏實質誠意。中方多次強調，對話不能脫離共識基礎，更不能成為日方在國際場合營造「願意溝通」形象的表演。北京的要求十分具體：撤回涉台言論、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中國大陸對日政策顯示出穩定性與連續性。外交部明確表示，中方對日政策不會因為日本某次選舉而改變，並敦促日方撤回高市涉台錯誤言論，以實際行動展現維繫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基本誠意。與此同時，中方在經貿領域的反制措施持續升級。2026年1月，中國大陸依法對日實施兩用物項出口管制，直擊日本軍工產業核心要害；2月下旬限制措施進一步升級。日本媒體亦報導，中國大陸對日反制「正在產生影響」。
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曾表示，要改善當前的日中關係，「首腦會談非常重要」，強調將盡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腦在11月深圳APEC峰會期間會談。然而，東京一方面希望促成峰會，另一方面卻不願在涉台言論上做出讓步，這種「既要對話、又不認錯」的策略，在北京看來不過是試圖在不付出政治代價的前提下緩解外交壓力。
日本安保轉向加劇中日互信赤字
高市早苗政府的安保政策調整，進一步加深了中日之間的互信赤字。高市在施政演說中強調，日本周邊安全保障環境正加速變化，變得更加複雜且嚴峻，政府將在年底前修訂安保三文件，從根本上強化防衛力。她還承諾支持國際刑事法院及國際法院等國際司法機構，維護並強化基於法治的國際秩序。
這些政策調整的背景，是日本對中國大陸軍事力量持續增強、中俄及俄朝合作不斷強化的戰略判斷。然而，從北京的視角來看，日本加速「再軍事化」的舉措，加上高市在台灣議題上的強硬立場，構成了對戰後國際秩序和區域穩定的雙重挑戰。中方明確表示，日本極右翼勢力若誤判形勢恣意妄為，必將遭到日本人民的抵制和國際社會迎頭痛擊。
在這樣的氛圍下，即使高市在APEC峰會期間有機會與習近平在會場握手或短暫寒暄，距離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雙邊高峰會談仍相去甚遠。2025年10月，高市曾在韓國慶州APEC峰會期間與習近平首次會談，雙方確認將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然而，那次會談發生在高市發表涉台言論之前。此後中日關係急轉直下，同樣的場景在深圳重演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
高市早苗與習近平能否在2026年11月的深圳APEC峰會期間舉行雙邊高峰會，答案取決於一個核心變數：高市是否願意撤回或修正其涉台言論。在當前條件下，這個變數的答案是否定的。高市政府選擇在安保領域持續推進強硬路線，同時以「對話開放」的姿態維持外交彈性，但這種兩手策略在北京眼中缺乏誠意。中方已將撤回涉台言論設定為不可繞過的對話前提，而高市至今不願跨越這條紅線。
中日關係的改善需要雙方共同付出努力，但當前的主動權更多掌握在東京手中。若高市真心希望在其首相任期內實現與習近平的正式峰會，她需要在言論和行動上做出實質性的調整。否則，深圳APEC峰會期間的中日互動，恐怕只會停留在會場走廊的禮貌寒暄，而難以升級為一場具有實質意義的元首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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