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健豐》斯卡羅非化外之地——解析《斯卡羅》中的錯誤史觀

【愛傳媒張健豐專欄】近期公視播出以1867年羅發號(或稱羅妹號、The Rover)事件為歷史背景的電視劇─《斯卡羅》(SEQALU.FORMOSA 1867)。劇中內容與史實落差很大,並刻意呈現出「台美關係」早於「中美關係」、「台灣不屬於中國」等錯誤的想像,易誤導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

 

每個周末晚上在公視播出的12集電視劇《斯卡羅》,至今已熱播了一個多月,獲得不少迴響和好評,並很快就募資到創立相關的線上遊戲。劇中所說的1867年的羅發號事件,就像是觸發了台灣史的一連串蝴蝶效應,之後不僅發生1874年日本出兵來台的牡丹社事件,還引發了1875年清廷的開山撫番,以及後續為時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代。

台灣過去幾部影片,如《1895乙未》、《賽德克巴萊》、《KANO》等,都是在親日的台獨史觀下拍攝的,曾造成台灣國族認同的錯亂。特別是以羅發號事件為引線,延伸至150年後的今天,當代的恆春半島所留下的南國記憶,竟先後由《海角七號》(2008)、《斯卡羅》(2021)來詮釋,豈不可悲?

 

斯卡羅非化外之地

《斯卡羅》之意為清代時在今屏東縣恆春半島的楓港以南,沒有政府組織、沒有國王,稱為斯卡羅的排灣族部落聯盟。300多年前,隨著明鄭軍事力量投入與斯卡羅諸社的戰鬥並降服,鄭氏派兵在車城附近的射寮港登陸後,便在鄰近的平地屯田,命名為統領埔(今之車城鄉統埔村),自此開始有漢人大批移入。而來此墾地的居民以牛車圍城防禦原住民的突擊,形成了「車城」的漢人聚落。

台灣版圖入清後採用的原住民自治政策,對原住民秋毫無犯。為讓原住民保有土地的所有權,令漢人以租賃原住民土地(稱地主為番頭家),繳納租金的方式保障原住民的生計,這在清代邊疆治理相當普遍。到了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的開山撫番,清廷便透過和原住民買賣土地的方式,興建鵝鑾鼻燈塔,之後改善了原住民的生活條件和當地的建設,免於被外國侵略,這是恆春半島的真實歷史。

《斯卡羅》有1.55億的預算製作,故在營造台灣府城(今台南市區)、安平港的街道、恆春半島特有的板輪牛車、過河(保力溪和四重溪)的竹橋、茅草屋等場景方面,都有水準之上的效果。它甚至把今日墾丁國家公園的地標─大尖石山附近恢復成原始模樣(無核三廠),劇中並出現位於保力溪的出海口,與澎湖、泉州及台灣府互通有無的射寮港口等。

可惜,該劇號稱是史詩劇,但呈現出的歷史與真實歷史有不少落差。例如,《斯卡羅》曲解斯卡羅原住民不屬於清朝統治,暗示中國對「番界」沒有主權;加上編劇刻意製造斯卡羅內部不同派社的爭權奪位,和強化閩南人、客家和平埔族三者之間的矛盾。另外,有關以上族群為了爭奪統領埔土地游移在斯卡羅及清廷兩邊,更不符實情。

錯誤的去中國化史觀

《斯卡羅》藉由原住民作為敘事的主要族群,恢復日據時期所改變的恆春半島原住民部落地名,讓民眾認識排灣族語,不失為一個認識原住名文化的鄉土教材。例如,蚊率埔(今滿州鄉滿州村),是早期原住民將吃剩的獵物丟棄此處,到處都有腐屍的味道,於是稱此地為蚊率,是臭的發音。

但諷刺的是,《斯卡羅》的羅發號事件關鍵人物─台灣總兵劉明燈,在未聽聞其插手洋務的史料記載中,卻被安排成滿嘴英文與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W. Le Gendre)溝通,好像他的母語湘西湖南片子,與同為中原漢人八大語系的閩南語或客家語全然無關,如此把劉總兵塑造成一個「外來政權」派來的「外國人」形象,加上又過於美化李仙得等侵略者的形象,讓人不禁懷疑《斯卡羅》有去中國化、扭曲歷史的動機。

這樣的觀點也表現在公視於2007年播出,以1895年乙未抗日為背景的大戲《亂世豪門》。該劇安排清、日雙方在馬關和談時,清廷代表李鴻章形容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這是毫無史料根據的荒謬台詞。

《斯卡羅》原著作者陳耀昌認為,台灣歷史應該建立在以島嶼DNA為主軸的史觀。陳指出,劉明燈擅長書法,也在台灣各處設立石碑,但福安宮的石碑其實有點吹牛;羅發號事件發生後,劉明燈接見李仙得,但李仙得不理他,跑去跟原住民族頭目卓杞篤(Tooke-tok)談和,在現今恆春城東門外的「出火」,達成所謂的南岬協議,導致劉明燈領兵下來,卻無戰功,他只好在車城福安宮門口立個誇大石碑。

按,劉明燈出身湖南省張家界的土家族,系出湘軍左宗棠將軍系統。他在台任總兵3年(1866-1868),政績卓著,頗有口碑。例如,1867(清同治6年)年冬,他率軍整建台北至宜蘭間的淡蘭古道,行經三貂嶺,有感於當地地勢高聳、險峻難行,便在一面聳立的大岩壁題下詩句,除描述三貂嶺上極目遠眺所見的基隆海上景色,其中有「海上鯨鯢今息浪,勤修武備拔良才」之句。其中「鯨鯢」便是一兩個月前結束的羅發號事件,留下金字碑石刻表示不忘國恥。後來,他返回左宗棠湘軍序列,跨越萬里國土,收復失陷十餘年的新疆,也不失為民族英雄。

另外,清廷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在恆春半島上建縣,選任的官吏可謂萬中取一,良吏輩出。像恆春縣第三任知縣黃延昭,看到恆春「治無水利」,便將縣城西至龍鑾潭的尾閭(歸聚之處)─射寮港,築壩蓄水,期望達到「以通運道而灌民田」之效;而恆春縣第一任知縣周有基,從大陸引進茶種,在恆春縣城東門外種植,成為現今恆春半島三寶之一的港口茶。這些都可見清廷開山撫番對當地的影響,豈是區區島嶼DNA為主軸的台灣史觀可及。

 

戲劇應為真實歷史服務

陳耀昌出身台灣府城大家族,參與了陳氏家廟(陳德聚堂)的廟務。他曾到筆者住所附近的台灣圖書館講述《斯卡羅》原著小說,並標榜這是以台灣史觀中最欠缺的「原住民視角」所撰寫的。但針對筆者所提出其故鄉在1895乙未年,劉永福的「台灣民主國」在抗日期間,曾將籌措軍費的籌防局設在陳氏家廟,他對這段歷史卻一無所知,可見其對台灣史的侷限性。

而台灣民主國所留下的郵票,除了對民主國的財政有很大貢獻,也呈現了台民自發性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浴血抗戰。可惜它極可能會從歷史課本上消失。筆者呼籲兩岸教育界、影視界應重視這段歷史。

 

作者為歷史研究工作者

 

●《觀察》雜誌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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