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教育電台由陳碧涵博士主持的「與美感教育共舞」節目專訪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公關部經理暨永續長張玉玲。 在高度細膩運轉的表演藝術現場，美感從來不只是存在於舞台上，更展現在每一次溝通、每一個選擇，以及每一種人對人、對事、對物、對時間、對空間與情感的理解和行動之中。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公關部經理暨永續長張玉玲，長年站在藝術與社會之間，思考如何讓表演藝術不只是被觀看，而是能被理解、被參與，並成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這樣的付出與實踐本身就挺美的。 張玉玲說走進表演藝術機構，賦權與賦能是一種長期的學習成長與積攢，要學會如何傾聽創作者的心聲、理解觀眾的期待，也要明白組織本身的節奏與限制，這一切都是動態平衡的覺察、感知和行動。她認為，美感不是單向輸出，而是一種需要被細緻照拂的關係鏈：在藝術家、觀眾、內容、場館、制度與城市之間，反覆協調、轉譯與對話中，去共構美、展現並創造美。尤其是，藝術場館不僅是展演空間，更是一個能承載公共價值的場域，從節目策劃、觀眾溝通到永續行動的實踐，關注的是如何讓藝術與生活產生連結，讓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人，都能在這個空間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安置身心靈，得著歸屬感和價值信念的彰顯。美感，於是在此成為日常感知的啓動機，而非是遙不可及、艱澀難懂的專門用語。 「永續」不是口號！張玉玲認為是一種長期的生活態度與選擇。無論是對身體的照顧、對工作節奏的調整，或是對環境與社會責任的回應，永續肇始於對「共好」的認同和選擇，以行動去積攢形構。張玉玲分享了如何在高壓、快速、高達成率和完美要求的組織氣候中，學習與時間共處、與壓力共存，並在其中重新校準對「好好生活」的理解。 美感教育的核心在於培養人們能感受、能思考、能關照他人也能愛烏及屋的能力。當藝術不再被視為是一種「被消費的對象」，而是成為引導人們「理解自己與世界的媒介」時，美感便會在生活的縫隙中悄然發芽。 張玉玲認為美不一定來自舞台上的高光時刻，很可能誕生於一次誠實的溝通、一個願意慢下來的選擇，或一份對公共價值的長期承諾。那是一種安靜卻深刻的力量，陪伴我們在複雜的世界裡，找到與人、與社會、與自己、與世界，最是自在的共處方式。

湯紹成／政大國關中心教授兼任研究員 美國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所採取的跨境抓捕，絕不只是表面的反毒或人權議題，而是防衛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以及對中國在拉丁美洲制度性擴張的戰略回應。 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角度觀之，域外司法（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並非孤立的法律工具，而是美元體系的制度延伸。由於全球金融清算、保險與航運高度依賴美元結算，美國得以透過制裁、起訴與合規要求，將其國內法延展為全球規則。在此脈絡下，委內瑞拉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其政權性質，而在於其能源地位及其所引申的問題。十餘年來，基於意識形態與人權問題，美歐國家都對委國進行制裁，導致其GDP累計萎縮超過70%，通膨嚴重，外匯極度短缺。 因此中方伸出援手。作為全球已探明石油儲量最大的國家，委內瑞拉對中國的石油出口占比高達八成，對委國經濟而言，中國是不可或缺的主要市場與收入來源。因中國長期透過「貸款換石油」、基礎建設投資與技術合作，深度介入委內瑞拉經濟。 但關鍵不在於金額多寡，而在於交易機制：這些貿易往往不依賴美元而是人民幣清算，以便於在制裁情況下仍能運作，導致委內瑞拉具備脫離美元石油體系（petrodollar system）的潛在示範效果。美國的強硬抓捕行動，旨在阻斷任何可能形成的「非美元能源交易」實驗，從而維持美元在能源與金融市場中的結構性優勢。 從美國視角看，委內瑞拉已成為中國在拉美測試去美元化的節點。若此模式被其他資源型國家複製，必將撼動美元的國際地位。換言之，美國針對馬杜洛的行動，與其說是針對一名在任元首，不如說是針對一條可能擴散的制度路徑。 此類行動在國際法上爭議甚大，因涉及在任國家元首的主權豁免與不干涉原則。然而，威懾政治（deterrence politics）的邏輯並不以合法性為首要考量，而以示範效果為核心。這對全球南方而言，訊號十分清楚：一旦在能源、金融或結算層面偏離美元體系，政治與司法成本將顯著上升，警告意味十足，這也解釋了即便缺乏廣泛國際支持，為何川普仍一意孤行。 綜合而言，美國行動的深層含義可被理解為三股力量的交會：其一，維持美元作為能源與金融核心的結構性權力；其二，阻斷中國在拉美透過制度性經濟安排所形成的示範效應；其三，向其他挑戰者傳遞去美元化的高政治成本。委內瑞拉只是這一結構中的關鍵節點，而非唯一目標。這不是針對單一國家的短期博弈，而是圍繞金融霸權與利益競逐的長期防線政治。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5年底，全球主要央行的貨幣政策走向呈現出罕見的分歧局面。美國聯準會選擇調降利率，歐洲央行決議按兵不動，而日本銀行則實施了闊別多年的升息。這種「三者三樣」的政策選擇，不僅反映了三大經濟體所處的經濟週期階段截然不同，更揭示了其背後通膨壓力、成長動能與政策目標的深層次差異。這標誌著後疫情時代全球協同應對危機的階段已經結束，各經濟體正根據自身獨特的挑戰，邁向更為自主、甚至可能相互衝突的政策路徑。這將為全球資本流動、匯率市場與貿易格局帶來新的不確定性，企業與投資者必須重新審視在一個政策分化時代的生存與發展策略。 美國聯準會：在分歧中開啟降息週期 聯準會在2025年12月10日的會議上，決定將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區間下調0.25個百分點，至3.5%至3.75%。這是聯準會連續第三次會議宣布降息，確認了貨幣政策轉向寬鬆的週期。然而，與前兩次會議不同，此次決策並非全體一致通過。會議中有兩位成員支持維持利率不變，更有一位成員主張更激進的0.5個百分點降息。這種內部意見的分歧，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參與者的經濟預測中更為明顯。 根據會後發布的預測，19位參與者中，有6位實際上傾向於在本次會議上維持利率不變。這表明，即使在沒有投票權的地區聯邦準備銀行總裁中，也存在支持按兵不動的聲音。更值得關注的是對未來利率路徑的預判。對於2026年的政策利率，雖然預測中值顯示僅有0.25%的一次降息，但有多達7位參與者預期利率將維持在2025年12月的水準，不再下調。這清楚顯示，委員會內部對於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經濟的中性利率水準看法不一，對於頑固的通膨居高不下現象也存在不同的解讀。 這種內部分歧無疑加劇了政策前景的不確定性。所謂2026年和2027年各降息一次的預測路徑，僅僅是廣泛預期分佈的中值，隨時可能因經濟數據和物價動向而改變。這預示著2026年的美國經濟，圍繞基準預測情景上下波動的幅度可能加大。市場必須認識到，聯準會的政策已從之前對抗通膨的堅定單一目標，轉向更複雜的平衡過程，需要在確保通膨受控與避免經濟衰退之間謹慎行走。 歐洲央行：一致決策下的低位穩定 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洲央行在2025年12月18日的理事會上，一致決定將主要政策利率維持不變。這已經是連續第四次會議按兵不動。有報導指出，此次決策是在異常早的時間（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上午9時許）做出的，顯示決策過程迅速且共識清晰。歐洲央行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證實，維持利率的決定得到了全體一致的贊同。 支撐這一決策的是小幅向上修正的經濟預測。歐洲央行工作人員預期，經濟成長率和通膨率均將溫和上修。具體而言，通膨率預計在2027年之前會略微低於2%的目標，隨後在2028年回歸至2%。基於此預測，會後聲明中再次確認了通膨將在中期內穩定於目標的判斷。歐洲央行高官近期的表態也顯示出一種政策傾向：對於通膨率的小幅波動，不應進行過度的政策調整。這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容許區間」的概念，即央行警惕於因對微小數據波動反應過度，反而放大經濟波動的副作用。 當然，歐元區內各國央行總裁也普遍認識到，經濟仍面臨雙向風險，尤其是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帶來的高度不確定性。因此，「依賴數據、逐次會議審議」的方式仍然是主流意見。歐洲央行內部的高度一致，似乎暗示著歐元區經濟前景具有較高的可預測性。然而，從經濟基本面觀察，若不計算國防支出和基礎設施投資等政府主導項目，歐元區內部缺乏顯著的成長引擎。通膨放緩帶來的實質購買力恢復，固然能透過個人消費支撐經濟，這種由內需驅動的成長模式固然健康，但未必能將經濟成長速度推升至潛在成長率之上。歐洲央行的政策姿態，隱約描繪出歐元區經濟將維持一種「低位穩定」的格局。 日本銀行：邁出歷史性一步與後續挑戰 日本銀行在2025年12月19日的金融政策決定會議上，做出了歷史性的決定：將政策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至0.75%左右。此次升息使日本的政策利率達到了自1995年9月以來，約30年來的最高水準。跨越0.5%的關口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為了避免金融市場劇烈波動，日本銀行進行了充分的市場預期引導，使得此次升息已被視為必然。市場的焦點早已轉向日本銀行是否會釋出未來繼續升息至1%左右的信號。 市場高度關注的另一個焦點是「中性利率」。日本銀行此前估算的中性利率區間在1%至2.5%之間。隨著政策利率升至0.75%，市場意識到其正在逼近該區間的下限，因此對日本銀行還有多大升息空間產生疑慮。部分市場參與者曾預期，總裁植田和男可能會在記者會上暗示中性利率的下限高於1%，從而為未來的政策路徑打開空間。然而，植田總裁在19日的記者會上並未偏離既往的表述框架。由於預期的政策信號落空，市場出現了「利多出盡」的反應，日圓匯率應聲走貶。19日，日圓對美元匯率跌至1美元兌157日圓區間，較會議前夕貶值約2日圓；對歐元及瑞士法郎匯率則更新了歷史低點。 然而，在匯率市場的另一面，日本的長期利率在19日突破了2%，並呈現上升趨勢。這反映市場正在消化未來進一步升息的可能性。日本銀行的基本姿態並未改變：只要實現經濟與物價展望的確定性進一步提高，就將繼續透過調整政策利率來收緊金融寬鬆的程度。考慮到截至2025年11月，日本消費物價指數（CPI）已連續44個月超過2%的目標，且經濟儘管部分領域顯現疲軟但持續緩慢復甦，市場普遍預期2026年日本銀行將繼續實施升息。對於一個長期處於「零利率」環境的經濟體而言，社會需要重新學習和適應「有息世界」的運作法則，這被視為日本徹底擺脫通貨緊縮思維不可或缺的一課。 結語：分化的世界與不確定的未來 2025年底，美、日、歐三大經濟體展現出各異的金融政策路徑，預示2026年將延續此分化趨勢。隨著不確定性升高，經濟與物價可能劇烈波動，央行與企業須靈活應對。 政策分歧將加劇匯率波動與資本流動變化，資產價格也可能出現區域性背離。跨國企業在融資、避險與投資上需更具彈性。這不僅是對非常規衝擊的回應，更揭示全球政策協調難度升高、各國轉向內部優先的結構性轉變。認清風險常態，是未來因應之本。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李家同/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我的身分證生日是1月5日，其實這是不對的，我的真正生日是農曆正月初五。當初爸爸幫我報戶口時，不知道我的國曆生日，所以就寫了1月5日。我的出生年份也晚了一年，我是民國27年生的，所以現在已經88歲了。反正真正的生日也快到了。 我的情況還好，我的攝護腺癌症指數從13降至小於0.02，我還可以打網球。我記得耶穌基督所說的話，”凡是白白得到的，都應該白白捨去。”所以我要在我剩餘的幾年中，盡量地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我目前在兩個安置中心教英文和數學，我教的數學項目是分數加減乘除和分解因式。 我也帶一位小朋友散步，他似乎非常期待我每週來陪他。 我仍在寫為台灣的工業加油打氣的文章，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國家社會只知道幾家大科技公司，而不知道我們有很多比較不出名的公司也有相當不錯的技術。 我一直在研究類比電路，我發現類比電路實在很難，但也實在有趣。幸好我有一些好友和學生可以幫我的忙。我一個人是絕對搞不清楚這些複雜的線路的。 我也在替博幼基金會寫一些高中數學講義，我認為自己寫得不錯的。這些數學講義裡面有好多例題，對於買不起參考書的孩子們來說，是會提高他們的競爭力的。 活到88歲，實在應該感恩，感謝所有能使我活到這麼久的人。我常常想，如果沒有人來收垃圾，怎麼辦? 相信一定會有人來祝福我身體健康，可是我要倚老賣老告訴大家，老人是很難完全健康的。我們老人要知道，有些毛病乃是常態，我們應該少關心自己，多關心別人，尤其該關心社會中一些不幸的人。如果我們成天只想到自己，其實我們會不健康的。 我現在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吃我太太燒的菜，希望今天太太能在壽麵中幫我加顆蛋。我小的時候就盼望這一顆蛋，因為在那個時代，蛋是很值錢的。 最後，我要向天主說，感謝祢讓我活了這麼久，希望祢祝福我，使我能夠將祢的光和溫暖帶到社會黑暗的角落裡去。 ※本文轉載李家同教授臉書※

教育電台由陳碧涵博士主持的「與美感教育共舞」節目專訪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楊平世執行長。 昆蟲學不只是解剖與分類，更是一種練習「看見」的能力。看見微小生命的秩序、看見城市裡被忽略的生態脈動，也看見人與自然彼此牽動的關係。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執行長楊平世教授從自然生態的長期觀察中，領悟出一套深刻而溫柔的美感觀。當人願意停下腳步，看見一朵野花的綻放、一隻昆蟲的棲息、一片濕地重新甦醒，美便會在不經意間湧現，洗滌人心。 楊平世成長於農藥使用極少的年代和鄉村。童年時青蛙、蝌蚪、泥鰍、蝴蝶與乾淨的水田，是日常風景，也是最自然的美感教育；隨著城市快速擴張，農藥、路燈、土地開發⋯⋯逐步壓縮了自然的生存空間，曾經唾手可得的「鳥語花香」集體記憶，竟成為難以回返的失落，也成為他投身自然守護生態教育的重要動力。 楊平世提到早年台灣大學農試所後方仍是一片水稻田，只需拿著小網子，便能撈到水生昆蟲與螢火蟲幼蟲；數十年間，校園景觀歷經巨變，他仍努力守住僅存的農場與棲地，營造生態池，讓野鳥、候鳥與螢火蟲得以回返。他深信，留下土地的原貌，不只是保護生物，更是為城市保存一份記憶與智慧。 延續這份心意，大安森林公園基金會由多位台大教授共同發起，在有限資源下，攜手企業與志工，長年投入公園生態復育與環境改善。從不使用任何殺蟲劑、引入原生植物、打造生態池與濕地系統，成功復育螢火蟲棲地，讓市民搭捷運即可在城市中心看見閃爍的生命之光大安森林公園逐步成為人與自然和平共處的典範，也成為名符其實的「城市之肺」。 自然守護並非一蹴可幾，民眾隨意放生外來物種，棲地平衡被干擾，常讓多年努力幾近毀於一旦。因此，楊平世不斷強調，生態復育必須與環境教育同步推進。透過培訓志工、開放免費導覽、深入校園教學，讓更多人理解：真正的愛護，是尊重生命原有的樣貌，而非以人的便利凌駕萬物共存的平衡。 在楊平世眼中，美感教育不在遠方，而是在最日常的實踐裡。公園，是最容易讓人親近自然、學習利他的場域；最微小的生命，也能喚起最深刻的尊重與感動。當我們願意為一隻昆蟲、一片濕地、多一分體諒與行動，城市便能慢慢長出溫柔而堅韌的力量。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叡揚資訊顧問 科技界最近出現了一個引發熱議的職位，人工智慧龍頭企業OpenAI正在公開招募一位年薪高達五十五萬五千美元的「備災負責人」（Head of Preparedness），這項職務被形容為一個極具壓力且必須立即投入前線的工作。這項舉動表面上是為了強化現有的安全系統與防護機制，讓人工智慧在現實世界中能按照預期運作，但背後所透露出的訊息卻令人感到不安。 當執行長親口承認這是一份地獄般的工作時，也等於向外界昭告，這些被大眾廣泛使用的科技工具，正處於一種隨時可能失控的邊緣。這種在產品已經大規模推向市場後，才急於尋找救火隊長的作法，反映出科技巨頭在追求技術突破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失衡。我們不禁要問，當前的科技發展是否已經快到連創造者自己都無法掌握的地步。 這種急迫感的背後，隱藏著巨大的商業獲利壓力，該企業正計畫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將年營收從一百三十億美元提升至一千億美元的驚人規模。為了達成這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企業必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出新產品，包含各種消費型電子設備與自動化科學平台。 在如此強大的績效導向與老闆的密切監督下，安全部門的運作往往會與業務拓展產生衝突。這種為了追求產值而將產品開發推向極限的文化，讓原本應該嚴謹的安全評估框架，變成了一種為了規避未來法律責任的裝飾品，而非真正保護大眾的堅實盾牌。當安全成為一種附屬品而非核心基因時，災難的發生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現實環境中發生的種種意外，早已證明人工智慧並非如宣傳般可靠，我們看到法律文件中出現捏造的案例，或是針對公眾人物的惡搞影像四處流傳。在社會各界接連提出申訴的當下，甚至有案件涉及到用戶因為系統的引導而發生不幸，這些嚴重的後果顯現出技術失控的代價往往由無辜的使用者承擔。 即便業者試圖透過規範來限制濫用，或是撤銷某些生成特定人物影像的權限，但這些零星的補救措施在排山倒海而來的風險面前，顯得相當無力。當技術開發者將責任推給用戶濫用產品時，其實忽視了產品設計本身就具備了誘發風險的特質，這種推諉塞責的態度無助於建立真正的安全環境。 目前人工智慧的安全性對齊往往顯得相當脆弱，許多系統對於規範的遵守僅止於表面，研究人員發現只要將有害工具重新命名為中性的辭彙，系統違規的機率就會增加百分之十七。這種對於語句微小變化的敏感性，揭示了人工智慧並未真正理解道德規範的真諦，而只是在玩一場機率遊戲。即便是一些聲稱具備高度能力的模型，在面對極端情境時依然會選擇無視禁令，甚至為自己的錯誤行為尋找各種不合理的藉口。 在測試中，某些模型的崩潰率甚至高達百分之七十九，這顯示出當前的對齊技術在現實壓力的衝擊下是多麼地不堪一擊。這種結構性缺陷讓我們必須正視，所謂的安全保障可能只是一場虛幻的心理安慰。 從大企業急於尋找負責應對災難的人選來看，我們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技術的發展速度已經遠遠超過了人類治理的能力。單純依賴單一的高階主管或是事後的修補，並不能解決結構性的風險問題，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平衡商業獲利、技術進展與社會安全的全新生態系。 當人工智慧代理程式在壓力下會捨棄安全，當創作者在生存壓力下會製造AI垃圾，這說明了當前的激勵機制已經嚴重扭曲。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改變對流量的崇拜與對效率的盲目追求，那麼這場科技變革帶來的，恐怕不是更美好的未來，而是一個混亂且虛假的數位洪荒時代。我們必須在一切失控之前，找回對真實、安全與生命尊嚴的底線要求。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湯紹成／政大國關中心兼任研究員 在歷史上，Schism所指的是1054 年基督教世界的東西教會大分裂，形成天主教與東正教的對壘，當時並未立即導致戰爭，但長期而言，卻造成歐洲文明內部在政治文化與權力結構上的深層分流。在此意義上，Schism指的是「同源文明的結構性分歧」，而非敵對文明的衝突。 將這一歷史概念引入當前的跨大西洋關係，有助於理解美國與歐洲之間正在發生的變化。冷戰結束後，美歐一度被視為價值高度一致的「西方共同體」，但自川普2.0以來，雙方開始呈現出類似歷史性 Schism 的特徵。 首先，在意識形態方面，美國與歐洲已出現「正統之爭」。簡言之，川普重價格輕價值，但歐洲聯盟則視自由民主為最高價值與程序正義，因而還持續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正義戰爭，但川普已經丟包烏克蘭，但執意收回拜登政府的援助資金。美歐雙方皆自認代表「真正的民主」，但其內涵已異化，這正是 Schism 的典型表現。而川普政府更視歐洲的移民政策將導致其文化衰落，甚至未來可能成為美國的敵人。 其次，在權力與秩序的理解上，川普政府最近發布的「國家戰略安全報告」(NSS)明確指出，美國將進行戰略收縮，讓歐洲國家頓失依靠，形成各自獨立自主與自求多福的分立狀態。過去宗教 Schism 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權威的集中與分散，這並非單純的政策分歧，而是對「秩序如何正當化」的根本理解差異。 第三，在戰爭與安全觀上，原本美國延續其全球戰略文化，將軍事力量視為維持秩序的必要工具；歐洲則深受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分裂的歷史記憶影響，對於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方式接受度較低。但因俄烏戰爭後歐洲重新強化安全政策，而美國反而收手，這將使得美歐雙方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框架內的合作面臨挑戰。 從歷史的角度看，Schism 往往不是立即爆發的斷裂，而是一種長期累積、逐漸制度化的分流。它不一定導致同盟瓦解，卻會深刻改變共同體的行為模式。正如中世紀基督教世界在形式上仍共享信仰，但實際上已走向不同文明路徑，當前美歐關係亦可能進入一種「同源而異流」的新常態。 總結而言，將當前美歐意識形態分歧理解為 Schism，而非單純的政策摩擦，有助於我們掌握其深層意涵，這是西方內部對自身價值、權威與世界角色的重新詮釋。未來跨大西洋關係的關鍵，不在於消除差異，而在於是否能在承認裂解的前提下，重建一種可共存的秩序敘事。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教育電台由陳碧涵博士主持的「與美感教育共舞」節目專訪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承功——新秀舞台」策展人張旭南博士。 傳統戲曲，是文化美學的精髓，更是演員以血淚辛酸錘鍊出的生命藝術。國立台灣戲曲學院京劇學系助理教授、同時也是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承功——新秀舞台」策展人張旭南博士，從小坐科，學習京劇，專攻「生」行，人生中演的第一齣戲便是《岳家莊》岳雲 。這齣戲對她而言，不僅是唱、念、做、打四功以及手、眼、身、法、步五法的開發訓練，更是人格形成過程中，英雄氣質的契合與影響 。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絕非口號。張旭南深刻體會，只有紮實的實力與透過練功捕捉的領悟痕跡，才能讓演員有把握去面對舞台和世界。戲曲的學習過程雖然充滿辛酸血淚，戲文角色的浸潤和歷練，也讓人體味了人生的悲歡離合，演員如將這些對生命的體悟、人性的善良、待人接物的細膩⋯等等，種植在自己的個性中，那麼，面對世界時的所見，便是「真相！」張旭南認為，美的展現，需要從藝術家的內心提煉出來，成為生活的重要品質。 為了給35歲以下年輕演員新秀們，能夠在學成發芽之際，便立即站上劇場 「承師之功，發揮才華」，「承功——新秀舞台」策展人得以巧思籌謀，讓演員與觀眾近距離相應相生，以真槍實彈的臨場感 ，激發演員的心理素質，讓新秀們在挫折或壓力中不斷學會及時調整、修正、成長。「承功」演出現場最讓人感動的、可貴的是舞台上可以看到資深演員（新秀的學長姐）傾力在「傍戲」，如烘雲托月般地讓新秀被看見，展現成人之美精神，激起精采共好的當下 。「青春接棒、舞台競技」 是「承功」精神，讓新秀們在與同好的切磋中 ，觀眾的鼓舞中，堅定志向，精益求精，承先又啟後，讓傳統藝術人才不斷層、戲曲藝術文化不失傳 。 張旭南認為「真誠是演技的必殺技！」美，是一種真誠的感受，當演員能夠發自內心地將真心誠意形於外時，就能夠打動人心。張旭南深信所有學習傳統藝術的孩子們，一旦功底打好，未來的可能性是無可限量的，無論是跨界到流行音樂界、影視界、文化創意產業，紮實的基本功將成為創造自信與文化藝術影響力的源頭。是故，承師之功，青春接棒，承先啟後，精益求精，是不二法門！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叡揚資訊顧問 在全球貿易戰雲密布與人工智慧技術突飛猛進的交匯點，二零二五年底的科技版圖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劇烈震盪。隨著華盛頓與北京在半導體出口管制與關稅政策上的博弈進入白熱化，科技產業已經不再僅僅是商業競爭的場域，而是演變成了國家主權與地緣政治的核心戰場。這種轉變不僅影響了科技走向，更重塑了全球企業對於未來五年的戰略佈局，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人工智慧在現代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 人工智慧代理人的興起正改變軟體開發與應用的邏輯，如果說過去的技術是為了輔助人類，現在的趨勢則是朝向全自動化的任務執行邁進。科技公司不再滿足於只會對答的聊天機器人，而是致力於開發能獨立操作軟體、處理複雜業務流程的智慧系統。這種轉變意味著企業競爭的關鍵點，已經從功能的多寡轉向了深度的智慧整合。 當前最受矚目的焦點無疑是川普政府重返白宮後所帶來的政策不確定性，他在二零二五年初提出的關稅計畫與保護主義措施，迫使矽谷的高層與創投家們不得不將地緣政治風險納入每一項投資決策中。過去那種無國界的科技發展模式已經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強調在地化生產與技術自主的思維，這不僅僅是為了應對貿易壁壘，更是為了在日益不穩定的國際秩序中尋求生存空間。 在這種大環境下，人工智慧的發展路徑正從單純的實驗室研發，轉向更具實戰意義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從「人工智慧資料中心」轉向「人工智慧工廠」的政治化更名過程。這種稱呼上的演變反映了政府與企業界的一種共識，即算力不再只是儲存與運算的工具，而是像電力或石油一樣，是推動國家經濟運行的基礎設施。 這種工廠化的趨勢在能源領域引發了連鎖反應，由於大規模模型訓練對電力的需求近乎無窮，能源供給已成為科技競爭的真正瓶頸。投資者現在關注的不再只是演算法的優劣，而是誰能掌握穩定的電力基礎設施。這種對硬體與資源的爭奪，使得原本輕資產的軟體行業，逐漸顯現出重工業化的特徵。 在國際投資佈局上，區域性的技術生態系統正在形成，跨國合作不再是單純的財務投資，而是在構建一個具有區域特性的技術聚落。這種做法在歐洲、中東及亞洲國家中屢見不鮮，顯示出各國政府在追求人工智慧主權方面的強烈意願，試圖在美國與中國之外建立第三管道和技術來源。 展望二零二六年，技術與政治的糾纏只會更加緊密。預計機器人將成為標準的資本投資項目，而不僅僅是科技公司的實驗品。隨著自動化在運籌與操作層面的普及，企業對人才的需求將向更高層次的系統設計與協調傾斜。政府對於在地人工智慧產能的投資也將持續擴大，試圖將核心技術鎖在國境線內，以確保在未來的數位冷戰中立於不敗之地。 這種技術集權化與區域化並行的現狀，給中小型企業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在一個由基礎設施與巨額資本驅動的時代，創新者必須在細分領域尋找突破點。未來的競爭將不再是單純的點子競爭，而是整合政治、資金、能源與開發效率的綜合國力之戰。 在這一片混沌與機遇中，我們必須意識到科技從來就不是中立的，它承載著開發者的意志，也受限於政治家的決斷。當我們跨入下一個技術週期，唯一能確定的是，舊有的規則已經瓦解，而新的秩序正在資料工廠的轟鳴聲中逐漸成形。一個由智慧與自動化主導的全新時代，已經在二零二五年底悄然降臨。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戴東清／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近期台灣政治爭議接連不斷，從NCC人事案、大法官提名案受阻，到推動全面性大罷免，再到行政院長以不副署方式回應立法院通過的法律，看似各自獨立，實則反映一個根本問題，亦即執政黨始終拒絕承認自己處於少數執政的憲政現實，並試圖將權力制衡扭曲為政治對抗，甚至創造出「在野獨裁」這種舉世未聞的說法。 首先，在NCC與大法官人事案上，執政黨仍停留在完全執政的政治慣性。依憲獨立機關與司法人事須經立法院同意，本質就是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權力制衡。然當人事案在國會遭到否決，執政黨不是反思人選是否欠缺跨黨派信任，而是將立法院依法行使同意權，定性為政治杯葛、癱瘓國政。相關機構因人數不足而無法順利運作，豈能將責任全推給在野黨？ 其次，當大法官人事長期無法補齊，憲法法庭竟僅以五位大法官，即作出《憲法訴訟法》違憲的解釋，更突顯制度運作的荒謬。一方面，執政黨無法在國會取得大法官人事同意，造成憲法法庭人數不足；另一方面，卻又在殘缺的組成下，推翻立法院多數通過的法律。這種以少數中的少數來否定國會多數的憲法解釋，不僅正當性薄弱，也使司法權被迫承擔本不該承擔的政治壓力。 第三，當行政權在國會屢屢受挫後，執政黨轉而訴諸政治動員，全面操作大罷免，更顯得是對少數執政的抗拒。罷免制度原是人民對失職民代的最後防線，卻被操作為翻轉國會結構的政治工具。未能透過大罷免否定大選所形成的國會結構，近期執政黨反而藉行政院長「不副署」法律案，鼓勵倒閣、解散國會進而重新改選，顯已將大罷免後須休養生息的說法抛諸腦後。 最後，行政院長以「不副署」為由拒絕執行《財政收支劃分法》，更是跨越憲政紅線的危險舉措。《財劃法》是法律案，而非年度預算案，立法院依職權制定或修正法律，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本就是立法權核心內容，並不構成違憲。行政院長透過不副署使法律實質無法生效，等同賦予行政部門否決權，顛倒權力分立原則。更何況在野黨既無行政權、無人事任免權、無預算編列權，試問要如何獨裁？ 回顧台灣民主政治發展，陳水扁執政時期同樣面臨朝小野大困境，但行政權仍在制度內承受權力制衡，而非否認國會多數的存在。少數執政不必然導致治理失能，反而可成為民主政治成熟的試金石。真正的民主危機，不在於在野黨行使憲法權力，而在於執政黨拒絕承認自己已不再是多數；若持續不面對在國會已是少數的現實，未來憲法失序的現象恐難以停止。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