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出版半世紀的軍事心理學經典著作，正在美國國防政策爭議中重新受到關注。英國心理學家、曾有軍旅經驗的迪克森（Norman F. Dixon）1976年出版《軍事無能心理學》（On the Psychology of Military Incompetence），原是試圖解釋英國軍事史上連串令人難理解的慘敗，50年後卻被拿來對照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的軍事改革理念。 《彭博》作者哈蕭（Thomas L. Harshaw）近日撰文指出，迪克森的研究並非單純嘲諷「無能的將軍」，而是從心理與組織文化角度探討，為何軍事體系有時會讓僵化、權威主義、反智與群體盲從取代創新與批判思考。哈蕭認為，這套半世紀前的分析，在赫格塞斯主導美軍改革的今天，意外呈現出高度契合感。 迪克森研究的核心問題，就是歷史上常出現的「獅子被驢子領導」（lions led by donkeys）現象：前線士兵可能勇敢、專業且具戰鬥力，但如果高層指揮官受到錯誤心理特質與組織文化支配，最終可能把整支軍隊帶向災難。 從喀布爾到新加坡 迪克森追問「軍事無能」從何而來 《軍事無能心理學》之所以受到軍界長期重視，與迪克森選擇的案例有關。他研究英國19、20世紀多場軍事失敗，包括1842年英軍從阿富汗喀布爾撤退、克里米亞戰爭、第二次布爾戰爭、一戰西線戰事及1942年新加坡失守等。 這些案例共同呈現一個問題：很多導致災難的指揮官並不是笨蛋，有些甚至相當聰明，但他們可能因固執、教條、權威主義、過度重視傳統或排斥不同意見，無法根據戰場實際情況調整決策。 迪克森因此認為，軍事無能並非單純智力不足，而是人的心理特質與軍事組織文化彼此作用的結果。他特別關注軍事體系如何獎勵服從、形式、階級秩序及外在紀律，並可能因此壓抑創新與異議。 書中最重要警告之一，是軍事體系容易形成「反智主義」文化。當軍人被教育成相信戰爭主要依靠體能、勇氣和服從，而不是知識、判斷及創新時，軍隊就可能逐漸失去適應新型戰爭的能力。 迪克森甚至分析一戰英軍將領海格（Douglas Haig）等人的心理特質，指出固執、秩序至上與權威主義可能在特定軍事組織中被視為優點，最終卻轉化為災難性決策模式。另一例子是1942年新加坡失守的英軍指揮官伯西瓦爾（Arthur Percival）。迪克森認為，伯西瓦爾並非缺乏智力，而是受到僵化、固執與教條式思維影響。因此，這本書真正要問的不是「誰比較笨」，而是：為什麼一個看似專業的軍事組織，最後會讓錯誤的思維變成主流？ 赫格塞斯推「戰士精神」 外在紀律被指凌駕軍事思考 哈蕭認為，赫格塞斯目前推動的「戰士精神」（warrior ethos），正好提供一個觀察案例。赫格塞斯並非傳統職業將領出身，他曾在國民兵服役，最高軍階少校，後來成為福斯新聞（Fox News）主持人及評論員，最終在川普政府中出任國防部長，之後更名戰爭部，他的職稱也隨之使用「戰爭部長」。 在哈蕭筆下，問題不在於軍隊強調體能、紀律或戰鬥精神本身，而是當這些元素被提升成衡量軍人價值的主要標準時，可能產生反效果。 赫格塞斯近來強調軍人外表與紀律，包括限制鬍鬚及對軍容提出更嚴格要求；他也公開展示自己的健身訓練，並把「warrior ethos」作為軍隊文化的重要核心。哈蕭認為，這種把「肌肉」與「戰鬥精神」置於突出位置的做法，正好呼應迪克森對「肌肉勝過大腦」傳統的批判。 更具爭議的是，赫格塞斯近期停止五角大廈長期派遣優秀年輕軍官前往頂尖大學攻讀研究所學位。他曾批評，一些軍官到菁英大學受教育後，回來時「滿腦子全球主義與激進意識形態」，認為這些思想無助於提升軍隊戰力。在哈蕭看來，這正是迪克森所說的「反智主義」問題。 軍事教育當然不能脫離實戰，但現代戰爭同樣需要歷史、科技、戰略、經濟、政治與國際關係等複雜知識。如果把高等教育本身視為思想污染來源，而非提升軍官判斷能力的工具，可能反而削弱軍隊理解複雜戰爭的能力。 迪克森曾指出，最令人遺憾的反智主義，往往不是因為人沒有智力，而是因為制度主動壓制了智識活動。這也是哈蕭認為赫格塞斯改革最值得警惕之處。 排斥女性、壓制媒體與崇尚進攻 赫格塞斯「幾乎全中」 哈蕭進一步指出，迪克森在研究軍事失敗時，列出一系列與軍事無能相關的心理及文化特徵，包括把戰爭視為運動競賽、對記者與公眾追問軍事事務感到不滿、對「女性化」抱持恐懼、偏好正面進攻而排斥防禦、過度強調男性氣概，以及對人員傷亡缺乏敏感度等。 哈蕭認為，赫格塞斯在多項特徵上都能找到對應。例如，赫格塞斯曾公開反對女性擔任戰鬥角色，認為女性加入作戰單位並沒有讓軍隊更有效率或更致命，反而使戰鬥變得更加複雜。赫格塞斯強調「戰士」而非「防衛者」概念，甚至曾提出「我們訓練的是戰士，不是防衛者」的說法。 在哈蕭看來，這與迪克森所描述的「反女性化」文化及對進攻的偏好存在相似之處。問題在於，現代戰爭並不是單純比較誰更勇敢、誰更強壯，而是涉及情報、後勤、電子戰、無人機、網路作戰、精準打擊、防空系統以及人工智慧等高度複雜的能力。 如果軍事文化把「勇猛」本身當成最高價值，可能反而讓指揮官低估防禦、撤退、分散、偽裝或等待等同樣重要的軍事選項。 另一個引起哈蕭關注的問題，是赫格塞斯與媒體的關係。當戰爭造成傷亡與重大成本時，軍事機構需要接受國會、媒體及公眾監督。但哈蕭認為，赫格塞斯對戰地記者的態度，及五角大廈對媒體報導方式的限制，都與迪克森所警告的「不喜歡被追問軍事事務」特質產生呼應。 赫格塞斯今年3月20日曾在五角大廈記者會批評媒體，指責所謂「不誠實、反川普的媒體」只會淡化軍事進展、放大成本並質疑政府決策。哈蕭認為，這種對批評與外部監督的排斥可能形成資訊封閉。軍事組織一旦只願聽見符合既定方向的資訊，指揮官就可能在戰場出現重大變化時仍無法及時修正判斷。 這也是迪克森研究最重要的教訓之一：真正危險的不是犯錯，而是沒有任何機制允許錯誤被指出來。 無人機改寫戰場 美軍若只崇尚「硬派」恐跟不上新戰爭 哈蕭對赫格塞斯的另一項批評，是軍事文化可能與科技變化脫節。俄烏戰爭已證明，無人機正在改變現代戰場。低成本無人機可進行偵察、校射、攻擊，甚至直接摧毀高價值裝備。戰場的「數量」與「成本交換比」重新成為重要因素。 但這與傳統軍事思維形成衝突。美軍長期擁有世界最先進戰機、航母、飛彈與精準武器，但現代戰爭的問題是，昂貴武器能否持續大量生產，以及面對大量廉價無人機、飛彈時，是否仍具備足夠的彈藥庫存與生產能力。 哈蕭因此認為，如果軍事領導人過度強調勇士形象、體能與傳統軍事榮譽，卻忽略無人機、人工智慧、自主武器、電子戰等新科技，就可能重蹈迪克森所分析的錯誤。 這也是為什麼迪克森的理論直到50年後仍具吸引力：成功的軍隊不是最會重複過去戰法的軍隊，而是最能適應下一場戰爭的軍隊。 哈蕭也提醒，不能把所有軍事問題都歸咎赫格塞斯本人。美軍目前的裝備、訓練、組織結構及軍工產能，是數十年政策累積的結果，不可能由一名國防首長在短時間內完全改變。因此，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赫格塞斯正在影響的「軍隊心理」。 軍隊是一個高度階級化組織，上級價值觀會逐漸向下傳遞。如果年輕軍官看到晉升、榮譽與認同越來越取決於服從、外表、政治忠誠及「戰士形象」，而不是批判能力、專業知識與創新精神，那麼長期下來，整個軍事組織的文化都可能發生變化。 退役美國陸軍將領麥克里斯托（Stanley McChrystal）也曾警告，年輕士兵容易受到高層語言影響。如果他們開始認為「我們比較優越」就是軍事文化核心，軍隊可能逐漸失去專業軍人的紀律與判斷力。 「以實力促和平」還是只有實力沒有和平？ 這場爭議最後又回到川普政府最常用的一句口號——「以實力促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哈蕭認為，這概念本身並沒問題，美國冷戰時期的嚇阻政策就曾建立在強大軍事能力與外交、聯盟及戰略判斷相結合的基礎上。 問題是，如果「實力」被單獨抽離，變成只崇尚攻擊、武力與戰士精神，而忽略外交、談判、嚇阻及對戰爭後果的評估，那麼「以實力促和平」就可能只剩下「實力」。 迪克森認為，戰爭本身存在一個根本矛盾：軍隊的任務是使用暴力，但真正優秀的軍事領導人又必須控制暴力，不能讓攻擊衝動反過來支配戰略。 這對今天的美國尤其重要。美國擁有世界最強大軍事力量，但力量越大，戰略判斷錯誤成本越高。如果一個軍事組織缺乏容納異議的能力、過度崇尚服從、排斥知識與創新，又把攻擊精神視為最高價值，那麼軍力越強，錯誤決策可能造成的後果也越大。 哈蕭說，《軍事無能心理學》出版50年後重新受關注，真正的「預言」或許不是迪克森預測了赫格塞斯，而是他指出一個至今仍未消失的軍事組織難題，也就是軍隊最危險的敵人，有時不是戰場上的對手，而是指揮體系內部不允許自己承認錯誤的文化。
即時
今年8月9日是長崎原子彈爆炸81周年，與此同時，長崎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眼正在進行30年來首次大規模更新展示內容，根據長崎市公布的方案，現有展示中對南京大屠殺的表述將改為「南京事件」。大陸央視指出，「日本又在偷改歷史」，但無論如何更改字眼，歷史是不容篡改的。 距離長崎原爆紀念碑5分鐘的步行距離，就是長崎原子彈爆炸資料館，是日本開展和平教育、向世界傳遞反戰理念的視窗，其展示內容反映日本官方對二戰歷史事實的態度。 長崎原爆資料館的展示，包括停在原子彈爆炸時刻的掛鐘、原子彈的模型、各種遺物，還有大量文字、視頻史料，訴說當年日本百姓因為戰爭而遭受的苦難，但有關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展示只占了一小部分。 在展示的文字介紹中，用「日中戰爭」取代「侵略」的描述；提及南京大屠殺時，用的是「佔領南京，發生大屠殺」；就這種輕描淡寫的「南京大屠殺」，幾個月後的表述就要改成「南京事件——殺害大量平民和戰俘」。 長崎原爆資料館正在進行時隔約30年的首次大規模更新展示，長崎市已經決定將「大屠殺」改「事件」。 央視指出，「事件」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歷史事件、社會事件，而「大屠殺」則明確指向大規模、有組織地殺戮平民和戰俘這一歷史事實；用「事件」替換「大屠殺」，推翻全世界、全人類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認定。 接受央視訪問的日本參觀者表示，歷史真相究竟是什麼，會因為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受到很大影響；如果將「大屠殺」表述為「事件」，今後學習這段歷史的年輕人，也會難以正確理解這段歷史，並且難以判斷究竟哪一種表述才更符合歷史事實。 央視指出，在日本，這樣篡改二戰史比比皆是，長崎市為此番修改給出的解釋是參考日本外務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審定教科書中的用語；而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公然挑釁，本質上是試圖消解侵略戰爭的殘酷性、更是加害者對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類反法西斯戰爭的成果。 央視指出，南京大屠殺是不容篡改的歷史真相，在東京審判的判決書中明確使用了「南京大屠殺」的表述，以國際司法判決形式判定了日軍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所收錄的南京大屠殺檔案同樣採用這一表述。 央視批評長崎原爆資料館修改南京大屠殺的措辭，絕不是日本關起門來就沒有人在意的家務事，而是關係到二戰歷史中重要事實真相的國際事件；英國《泰晤士報》就關注了長崎資料館要將「大屠殺」修改為「事件」的做法，並表達了對日本歷史修正主義傾向的擔憂。 多年來，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倖存者和市民團體一直通過集會、向當地政府寄送聲明等方式，呼籲長崎原子彈爆炸資料館不僅要記錄受害歷史，更要明確記載日軍的侵略行為；在這次展陳修改中，他們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殺」的表述，還希望能加入強征慰安婦、在原子彈爆炸中遇難的還有中國勞工等內容，但都沒有被採納。 長崎市民團體組織負責人關口達夫指出，展板裡必須具體描述日本是如何進行侵略擴張的，比如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還有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都應該具體說明；另外像731部隊、慰安婦問題等也必須具體寫出來。 央視指出，這並不是近年來日本社會第一次圍繞侵略歷史的表述引發爭議；近年來，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斷減少「侵略」、「加害」這類表述，更多使用「進出中國」等中性的措辭；一些政治人物公開質疑甚至否認既有歷史認知，還有人重新討論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等概念。 關口達夫表示，日本的學校必須正確教授日本過去的加害歷史，這樣的資料館應該呈現這段歷史，媒體也應該正確報導過去發生的事情；如果這樣的資料館不斷弱化日本負面的歷史，也就是日本作為加害者的歷史，那麼觀看這些展覽的孩子們就會認為日本並沒有做過那麼壞的事情；日本曾經給亞洲國家帶來了傷害，不要再次重複這樣的傷害是日本的責任，而他們這些瞭解歷史的人也有責任把它傳播出去。 央視指出，今天討論長崎原爆資料館，也不僅是在討論一塊展板的措辭修改，世人需要關注的是，如果侵略歷史不斷被弱化，日本年輕一代對戰爭的認識必然隨之發生偏移，整個社會對於突破戰後和平主義框架的心理門檻，也可能隨之降低，戰後和平主義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也就越容易發生鬆動。 央視警告，如今的日本已經在不斷擴大防衛預算，強化軍事力量、推進所謂「反擊能力」建設，持續突破戰後安全政策的限制；圍繞修改「無核三原則」、引入「核共用」、強化「核威懾」等議題的討論也持續升溫；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已經成勢為患，還能繼續任其一路狂飆嗎？
癌症連續44年居國人十大死因首位，其中胰臟癌的治療成果最不樂觀。據《聯合報》，衛福部健康保險署首度完成「癌症歷程」調查，在收治百名以上癌症病人的醫院中，胰臟癌即使是表現最佳者，病人五年存活率也僅9.8%，食道癌最高則為18.7%。肺癌另暴露明顯院際差距，最高64.3%、最低22.5%。 健保署長陳亮妤表示，癌症歷程是病人從確診到接受治療的過程。健保署歷時半年多，整理11種癌症的治療品質、用藥、醫療費用及各期別五年存活率，藉此了解不同醫院的照護情況及治療特色。 胰臟癌與食道癌存活率偏低，首先面臨的就是早期發現不易。依公開的癌症資料，胰臟癌、食道癌及攝護腺癌初期多無明顯症狀，目前也沒有具實證效益、適合大規模推動的篩檢工具。胰臟癌可能出現近期罹患糖尿病、上腹痛或背痛等警訊；食道癌若出現長期吞嚥困難、吞嚥時有異物感或疼痛，應儘速接受檢查。 與這兩種癌症相比，乳癌治療成果較為理想。健保署分析，乳癌五年存活率最高的醫院達90.1%，最低也有79.7%，相差10.4個百分點，是這次調查中院際差距最小的癌別。其他癌別中，攝護腺癌五年存活率為81.5%，子宮頸癌為71.9%。 若從醫院間的差距觀察，肺癌最受矚目。除最高與最低相差41.8個百分點外，肝癌的院際差距為22.9個百分點，大腸癌則為16.8個百分點。健保署因考量病人可能因單一數字產生疑慮，這次並未公布醫院名稱，相關統計主要用於掌握治療品質及推動醫院間的標竿學習。 醫界人士說，癌症期別是影響存活率的重要因素。收治較多第一期患者的醫院，病人可接受手術，整體五年存活率自然較高；若醫院收治較多第四期病人，統計結果便會明顯降低。 國民健康署資料顯示，第一期肺癌五年存活率約九成，第二期仍有六成以上，第三期降至近三成，第四期則僅約一成。也就是說，即使各醫院採取的治療方式相近，只要收治病人的期別組成不同，最後呈現的存活率就可能出現顯著落差。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理事長陳育民指出，部分病人在地區醫院發現早期肺癌後，可能轉往大型醫院接受治療；晚期患者則可能考量病情及交通因素，留在原院治療。大型醫院因此可能累積較多早期病例，地區醫院則承擔較多晚期患者，使兩者的整體存活率難以直接比較。 台灣癌症基金會醫療副執行長張家崙表示，除了癌症期別，患者能否使用合適的標靶或免疫治療，以及身體狀況、肝功能與其他疾病，也會影響可以承受的治療強度。偏鄉或高齡患者若因交通不便，無法按時返院接受療程，也可能影響治療結果。
或車／知識份子、文字工作者 Covid 19 大流行時，政府拿、買不到疫苗，民間團體爲救人命，不惜一切，想方設法去買疫苗。8月慈濟因採購疫苗遭詐騙10億多一案曝光，使得過去疫情嚴重期間，台灣缺疫苗，政府無能採購疫苗，民間才集資，但卻不斷傳出「政府擋疫苗」，這段不算久以前的爭議，再度成為社會政壇的議論焦點。 台北市長蔣萬安受訪時重申，如果當年政府能採購充足的疫苗，民間團體與企業就不需辛苦集資購買。蔣講的是事實，政府拿不到及買不到疫苗是「因」，民間才集資涉入買疫苗，是「果」; 所以，如果現在要舊話重提，應該要追究的是政府為什麽買不到疫苗，這些過錯有誰向人民認罪、認錯，國家領導人有誰出面自責「罪己」?那個政務官爲此下台，負起政治責任嗎？ 先說謝金河利用慈濟詐騙案，「洗白」民進黨政府及陳時中。謝說：「當年面臨國際外交圍堵、有錢也買不到疫苗的困境」，因此謝金河説蔣萬安的批評「很不公道」。其實，當時世界各國都缺疫苗，有疫苗的國家如英、美、中國等，因「疫苗民族主義」下，先考慮自己國內疫苗夠不夠用而「惜賣」，確實沒有餘力顧及其他國家。反而是中國大陸主動表示了願意幫助台灣，也鼓勵台灣民眾到大陸打疫苗。可想而知，當時已主張「台灣與中國互不隸屬」的「蔡英文式台獨」，斷不可能接受大陸的疫苗。 正因如此，台灣民間集資買疫苗時，發現德國BNT疫苗有貨，但必須向德國授權的中國上海復星廠買。當時媒體就報導蔡指示「必須繞過中國」，以致採購發生困難，本來應該是第一批救命的疫苗才不能即時拿到，這就是當時蔡政府因為「抗中仇中」的政治意識形態之因，導致罔顧台灣民眾生命的果：因果關係十分清楚。 足證謝金河才是倒果爲因，完全無視及忘記了當時郭台銘發聲説要見蔡英文，去打掉郭所説的（阻礙購買的）「無形的手」; 當時慈濟高層亦對外表示，曾被政界人士勸阻如「買不到的，不要白費力氣」等話語。謝金河是老了、健忘了，還是故意以黑為白，赤裸裸地變成一隻上了年紀的青鳥！ 謝金河護航前衛福部長陳時中，説他付出有苦勞，直言批評蔣的言論是「顛倒黑白、令人痛心」，其實謝自己才是顛倒黑白，令人痛心！ 民間購買疫苗確實傳出受到政府阻撓 歷史事實是：民間團體於2021年5月底提出捐贈意願，但政府（當然，包括陳時中）初期堅持需嚴格審查「原廠授權書」及符合公務採購流程，因此才會被批為「用行政程序設障」；直到郭台銘發出聲明要求見蔡總統後，政府才於6 月18日正式成立專案授權民營機構洽購。 鴻海／永齡基金會、台積電、慈濟基金會三方共同出資，各自採購 500 萬劑，總計 1,500 萬劑 捐贈給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陳時中有苦勞啥屁用？ 而第一批民間捐贈的BNT疫苗於2021年9月2日運抵台灣桃園機場，數量為 93.2萬劑。民間爲了救人幫助政府及社會，前前後後被耽擱了快半年，政府及陳時中沒有責任嗎？說句難聽的話:苦勞有個屁用！ 民進黨及陳時中對拿不到疫苗，都推脫是國際地緣政治及國際上疫苗緊縮出口的因故；實際上，是當時政府購買疫苗政策錯誤；又因對扶植國産疫苗高端的決策錯誤，才造成後續的疫苗短缺，害死不少人! 謝金河做為社會名人，又是綠營核心學者，平常做些商業上錯誤的預判也就算了，防疫政策筱關公眾生命，是非曲折自應謹慎驗證因果，豈可為洗白陳時中而洗白、爲反蔣萬安而沒有事非！ 佛教説「眾生畏果，菩薩畏因」其真義是：有智慧的菩薩重視起心動念，在行為之初就謹慎防範，不種下惡因；一般眾生則迷於當下，任意妄為造惡因，等到災難痛苦的結果降臨才驚慌害怕、怨天尤人。謝金河有碩士學位，算是做過研究，也是知識份子，又手握媒體社會名器，當謹慎去推斷及驗證因果。否則，屆時會淪為畏果的芸芸眾生一般遭遇，令人惋惜！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高為元才就任清大校長4天，就馬上去爭取另一所大學的校長職位，事後卻用「好奇」兩字解釋其行為。前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10日在臉書發文說，高為元還在青春期嗎？或把清大當備胎？ 高為元9日在給「清華人」的公開信說，對此事件造成困擾與不安表達歉意，高教界與業界挖角常見，但國外大學延攬台灣現任大學校長實屬罕見，「當機會到來的時候，的確引起了我的好奇」，他坦言是自己對東西方職場文化差異理解不足。 張景森表示，躲了九天，高為元終於出來說明了。但看完他的說法，有點失望。這是清華大學校長應該有的說明水準嗎？不僅說接受夏威夷大學的機會是因為「好奇」；又說對「東西方職場文化差異理解不足」。他直言：高校長，您不是青春期少年了。 張景森說，青少年對世界充滿好奇，對愛情、性、冒險，什麼都想嘗試。但對成年人而言，好奇或許可以解釋動機，卻不能免除責任。否則，太多不該做的事，都可以用一句「我只是好奇」帶過。一個渣男劈腿被發現之後，只說一句「我只是對別的女人好奇而已」，可以獲得諒解嗎？ 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東西方職場文化差異」的解釋。張景森批評，是否太看不起清大的師生，把大家都當成不懂西方文化的土包子？這到底是哪一種西方文化？ 夏威夷大學早在4月26日，就已經公開宣布高為元是三位最終候選人之一，並安排他於5月4、5日到校參加最後階段遴選。張景森指出，這顯示真正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清華大學在決定是否讓高為元續任的時候，高為元有無誠實告訴有權決定的人，並表明同時正在競逐另一所大學的校長？ 張景森直言，這是一項非常關鍵的資訊。西方文化允許高為元隱瞞這項資訊嗎？這是誠信問題，要求一個校長候選人正直誠信，有東西文化的差別嗎？高為元腳踏雙校，這跟新婚四天，就瞞著老婆跑去參加相親有什麼差別？ 張景森也指出，高為元在遴選時曾對清大師生做了許多承諾，結果當選之後又偷偷跑去找別的工作，這是背信、背叛的行為。請問這又符合哪一種西方職場文化？高為元真正需要說服的，是清華大學的師生。 張九森建議，最公平的解決方法：就是讓當初有權決定高為元續任的人，在聽完高為元的完整解釋、知道全部事實之後，重新投票一次。否則，「把清華當備胎、隨時準備劈腿」的陰影，恐怕會跟著高為元一輩子！
曾被大陸中產家庭視為「改變人生」重要途徑的海外留學，如今正面臨一場結構性降溫。《經濟學人》8日刊文指出，中國學生赴海外人數正下降，不僅可能讓西方大學失去長期重要國際人才的來源，對中國也未必是好消息。因過去數十年，大批中國留學生返國後，把專業知識、科研能力、國際經驗與人脈帶回中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重要人才紅利。如今這條人才流動鏈正縮短，影響可能遠比單純的留學人數下滑更深。 中國海外留學人數下降，並非突然發生的。《經濟學人》根據最新數據，2025年中國赴海外留學人數約57萬人，較2019年約70萬人的高峰減少近兩成，創2016年以來新低。同時，完成海外學業後返回中國的人數持續增加，去年回國留學生占比達到歷史高點。 這意味中國年輕人的海外教育選擇正發生兩個同時進行的變化：一方面，真正選擇出國的人變少；另方面，即使出國，完成學業後留在海外工作的意願也下降。 留學人數跌至近十年低點 「出國＝高薪」公式失靈 中國留學熱曾與中國經濟高速成長密切相關。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WTO）後，中國與全球經濟聯繫迅速加深，海外留學從富裕家庭擴大到快速成長的中產階級。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海歸」幾乎是優質人才的代名詞。對許多大陸家庭來說，支付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人民幣，送孩子到美、英、加拿大等國留學，是一項可換取更高學歷、更好工作及更廣國際視野的長期投資。 但這套邏輯如今正在鬆動。中國家庭首先面對的是成本問題。新東方2026年《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發展報告》顯示，意向留學家庭平均留學預算已達60.5萬元人民幣，創12年新高。報告指出，通膨以及學費、生活費等剛性支出上升，使海外教育進入「高成本時代」。 當留學成本持續增加，家庭自然更加重視投資報酬率。過去只要拿到海外文憑，就可能被認為比國內學歷更有競爭力；現在則須進一步回答：這張文憑能否換來更好的工作？能否留在當地？回國後又能否取得足以彌補高昂教育成本的薪資？答案不再像過去那麼明確。 《經濟學人》表示，正是這種長期結構轉變，中國學生不再大量湧向海外，並非單純因「不想出國」，而是海外教育原本具有的稀缺性與職涯溢價正在降低。 隨著數百萬中國人完成海外學業後回國，「海歸」已不再罕見。當海外碩士學位大量湧進中國人才市場，品牌價值自然出現分化。世界頂尖大學的學歷仍具有高度競爭力，但一般海外院校文憑，已很難單獨保證高薪工作。 美英留學吸引力下降 香港、英日成為替代選項 地緣政治變化則進一步改變中國學生的選擇。《經濟學人》表示，過去美國長期是中國留學生最重要目的地之一，但中美戰略競爭升高後，中國學生赴美求學面臨的政策不確定性增加。簽證、敏感科系、畢業後工作與身分問題，都成為家庭必須考慮的風險。 這種情況促使中國學生採取「多國申請」策略。新東方報告指出，超過半數意向留學生計畫同時申請2至3個國家或地區的大學，以分散單一國家政策變化與錄取的不確定性；英國、中國香港、美國成為熱門聯申組合。 目的地也正重新洗牌。香港因距中國大陸近、文化環境相對熟悉、國際大學排名高，以及跨境往來便利，吸引力快速增加。財新報導指出，2026年新東方調查中，香港已超越美國，成為中國內地學生第二大意向留學目的地。此外，日本、新加坡、澳洲以及其他亞洲教育市場也受惠於這種轉變。 這並不意味中國學生完全放棄西方教育，而是「目的地多元化」成為新趨勢。學生與家長不再只看學校名氣，也開始比較安全、簽證、學費、生活成本、畢業後就業及回國發展等因素。換句話說，留學已從過去「追逐名校」逐漸變成一項更現實的投資決策。 本土大學崛起 海外文憑的稀缺性正在消失 另一個不能忽略的變化，是中國自己的高等教育體系已經大幅擴張。過去中國家庭之所以願花大錢送孩子出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頂尖大學名額有限，且中國大學與世界頂尖大學之間存在明顯差距。但經過多年投入，中國頂尖大學在科學、工程、人工智慧、材料、電子等領域的研究能力快速提升。清華、北大等高校的國際排名與科研影響力也持續提高。 對中國學生而言，進入「985」、「211」等重點大學，部分家庭認為其學歷與就業競爭力，已不見得輸給一般海外大學。 尤其是理工科領域，中國擁有龐大科研與產業體系。學生在國內接受教育，不僅成本大幅低於海外，也可直接接觸中國快速發展的新能源、半導體、人工智慧及高端製造產業。 因此，海外留學的最大競爭者，已不只是另一個國家，而是中國自己不斷升級的高等教育體系。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海外文憑」價值開始兩極。哈佛、耶魯、史丹福、牛津、劍橋等頂尖院校的品牌仍強大，但如果只是為了取得一個一般海外碩士學位，家庭就必須重新計算成本與收益。 海歸大量返國 西方大學恐先受傷 中國留學生減少，最直接受衝擊的是海外大學。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全球最大國際學生來源之一。大量中國學生支付國際學生學費，成為英、美、澳洲及加拿大等國大學重要收入來源。 英國尤其明顯。部分英國大學長期擴充一年制碩士課程，吸引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學生。對大學而言，國際學生不僅帶來學費，也帶來住宿、餐飲、交通與其他校園消費。但當中國學生數量下降，部分高度依賴國際學生的學校就可能面臨財務壓力。 《經濟學人》表示，中國學生赴海外大學人數減少，西方不只少收一批學費，更可能失去一個長期重要的人才來源。許多中國學生原本會在海外取得學位，進入企業或研究機構，甚至長期留在當地，成為科技、金融、醫療與工程領域的重要專業人才。但如果這條人才輸入管道持續縮小，西方國家未來可能需要從其他國家補充人才。 問題是，這對中國也不一定有利。改革開放以來，大批中國留學生赴美、英、加拿大、澳洲等地求學，之後回到中國。他們帶回的不只是學歷，更包括科研方法、企業管理經驗、國際市場資訊與跨國人脈。 中國科技產業、金融業及大型企業過去快速國際化，很大程度上也受惠這群熟悉中西方環境的人才。但如果未來越來越少年輕人到海外求學，或即使出國也集中短期、低風險、以取得學位為目的的教育路徑，中國從全球人才交流中獲得的「知識回流」效應也可能減弱。 因此，《經濟學人》警告說，中國留學生減少，表面看似可降低中國家庭的教育支出，讓更多人才留在國內；但長期而言，如果中國與海外教育、科研及產業體系之間的人員流動減少，中國可能同樣失去部分國際交流紅利。 「海歸」不再是終點 留學進入高報酬、高風險時代 最新留學市場調查顯示，中國學生並未完全放棄海外教育，而是變得更加務實。新東方報告指出，2026年留學選擇已更重視就業競爭力；其中42%意向留學生傾向先在海外累積工作經驗，再返回中國發展。這顯示海外留學漸從「永久移民的跳板」，轉變成「職涯資本的短期投資」。 同時，留學目的也從過去較強調「看看世界」，轉向更重視專業技能、就業機會及未來薪資。這種變化其實也符合中國年輕人整體就業觀念的轉變。當中國經濟成長速度放緩，就業競爭加劇，海外留學就不能再單純被視為一種消費，而必須證明其能夠提高職涯競爭力。 因此，今天中國家庭面對的問題已不是「要不要讓孩子出國」，而是「去哪、讀什麼、花多少錢、畢業後做什麼」。海外學歷固然仍有價值，但「只要出國就能鍍金」的時代正在結束。
講述／禪宗第八十五代宗師悟覺妙天禪師 圖文提供／禪天下雜誌 修行人如何求得靈性解脫？首先，不要讓心住相。什麼是心住相？就是讓人間的俗心、腦筋的妄念、欲望等，停留在清淨的本心上；應該要讓心保持淨空，就像宇宙虛空一樣，然後從「空」中可以生出智慧。 為什麼可以從「空」生出智慧？因為自性本來就在禪的世界，在宇宙實相中，所以我們要禪定，從定中進入實相，才能找到自性，得到智慧。 從禪定中超越時空 很多人以為打坐就是在修禪，其實不然，打坐只是修禪的一個方法而已。所謂禪，是指整個宇宙時空的實體，宇宙中的一切森羅萬象，所有的生命、智慧與造化，都來自於禪，所以禪不是學問，不能以求學問的方法來探求，否則只是緣木求魚罷了。 修禪一定要禪定，因為禪包括整個法界，包括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當然也包括地球以外的宇宙時空，所以必須經過禪定的方法，超越地球的時空，才能接到禪的實相力量。 那麼要如何進入禪定？第一步先要做到身體不動，身心放鬆，不要有妄念，讓心完全專注、統一，與宇宙合一。如何合一？就是把心無限放大，從自己的身體裡面擴充到整個房間，再從房間擴充到房外，到地球，甚至到地球以外的宇宙；讓整個心無限大，無限寬廣，無限深遠，讓內在的靈性可以感受到這股禪的力量。 三昧定：深定、正定、妙定 如果你能從坐姿不動的初定，進入到深定，就完全離相，完全無我－也就是《金剛經》所說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只有菩薩相，進入菩薩的法界；此時你就會明白，原來人間的一切煩惱痛苦，都來自於「我」的執著，如果超越了「我」，離我相，什麼煩惱也沒有；這就是觀自在菩薩在《心經》上所說的「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當你進入深定以後，就可以體會這個真理，觀自在菩薩也是在深定中見證到這個智慧的（註：「行深」就是指深定）。 所謂深定，就是從「人」的世界，也就是「地球」的世界，突破到另一個很純真、很自然、很清淨的境界。在這個境界裡，你會發現「我」不見了，只有整個宇宙，因為「我」與「宇宙」已經結為一體；這是深定的境界。 從深定更深入，就會到正定。進入正定後，你會發現整個大自然界是這麼偉大，又這麼自在，一切萬物都欣欣向榮，互不侵犯，大家都很歡喜，也很有智慧。從深定中，你可以見證到應化身的世界；從正定中，可以見證到法身的世界；若再進入到更深入的妙定，就可以見證到報身的世界；這就是禪的「三昧定」。 由此可知，修行一定要真修實證，不是光看文字相。我們看經典，除了要了義，還要去追求祂的實相，祂的境界。佛說正法，是給我們知識，讓我們根據這些知識來開悟，而開悟以後，還要再依照佛的開示來真修實證，等到見證了，你就會知道佛說的這些真理，都是告訴我們要如何解脫輪迴，如何讓靈性得度，回歸佛國；同時佛也告訴我們，修行不是為自己，是為更多眾生，要讓所有眾生與我們一起成就，這是我們最大的菩提心願。 而我們成就的目的，也是為了要接引、造化眾生。如果成就只是為了個人，就是修獨覺禪，只能到聲聞、緣覺的果位，雖然可以進入聖位，但成就太小，也不究竟；修行就是要在這一生這一世成就最究竟的佛的果位。 真空妙有 很多修行人都認為佛是空的，法是空的，人也是空的，一切都是空的；其實「空」中還有「妙有」，並非僅止於「空」的境界而已。 舉例來說，電燈炮是真空的，但它在「空」中還有鎢絲，插上電源，打開開關，還會發光；而我們所需要的，正是它所發出來的光，並不是那個真空的燈炮。所以修行人如果只修「空」，就像一個人只要電燈炮一樣，這樣會落於「空」，修到最後，還是落入輪迴。 世界上沒有所謂的「空」，比方像空氣，雖然看不到，摸不著，但它確實存在。另外像電波，也是無影無蹤，但我們使用的大哥大無線電話，走到哪裡都可以接聽；可見我們不論到哪裡，都有佛菩薩隨身，只要你有慈悲心，就可以接到佛菩薩的力量。 有些人到不清淨的場所，或是跟某些人接觸後，會覺得心裡很不舒服，這時該怎麼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觀想有一道光把對方和自己罩住，因為你動了這一念，佛菩薩就會來幫你。其實最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大發慈悲，把心量放大，同時保持法喜自在的心情，自然就可以盛裝更多，不會覺得有負擔，而這樣的心，就是菩薩。 總而言之，修行就是修心，要隨時讓心很柔軟，很溫馨，很體貼，要隨時關心他人，圓滿他人，要從這裡修起，那麼善心、慈悲心就會慢慢顯現，然後再從禪定中印證佛經上佛的開示，修行要這樣真修實證。
童振源／台灣駐新加坡代表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26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25年全球外人直接投資（FDI）在連續兩年下滑後回升6%，達1.6兆美元。但復甦高度集中於少數目的地：前20大目的地吸收逾八成流入量，已開發經濟體成長11.4%至7,235億美元，開發中經濟體僅成長2.1%至9,008億美元。在這波資本重新布局中，新加坡是最突出的贏家之一。 2025年全球前四大FDI目的地依序為美國（2,773億美元）、新加坡（1,509億美元）、香港（1,165億美元）與中國（1,047億美元）。新加坡由2024年的第3名躍升至第2名，首次站上僅次於美國的位置；香港退居第3名，中國連續第二年維持第4名。亞洲吸引國際資本的重心，已由中國與香港雙雄並立，轉為三足鼎立，而新加坡在最新一輪競爭中領先。 六年的資金流向，更清楚呈現亞洲外資版圖的消長。新加坡FDI流入由2020年的711億美元大幅增至2022年的1,365億美元，2023年雖短暫回落至1,266億美元，但隨後連續兩年回升，2024年達1,362億美元，2025年更攀升至1,509億美元，較2020年增加逾一倍。 相較之下，香港FDI流入由2020年的1,347億美元小幅增至2021年的1,402億美元高點，此後呈現波動下行，2025年降至1,165億美元，較前一年減少15.6%；中國則由2020年的1,493億美元攀升至2022年的1,891億美元高峰，隨後連續三年下滑，2025年降至1,047億美元，較2024年再減約10%，較2022年高峰縮減約45%，亦較2020年減少近30%。 此消彼長之下，2025年新加坡吸引的FDI已較香港多344億美元、較中國多462億美元，顯示亞洲新增國際資本的流向正出現明顯轉移，新加坡的領先態勢進一步確立。 資金投向：金融、半導體與資料中心 新加坡的躍升，反映其作為跨國企業區域總部、國際投資平台與金融樞紐的地位，這也正是它與香港重疊的競爭場域。2025年東南亞整體FDI流入由2,225億美元增至2,442億美元，新加坡一國即占61.8%。 實體投資方面，區域資金主要流向通訊、半導體、電子與再生能源等策略性產業。新加坡受土地與電力限制，發展出「新加坡+1」的跨境分工：總部、金融、研發與客戶服務等高附加價值功能留在境內，耗地耗電的資料中心與部分產能則配置到一水之隔的馬來西亞柔佛，再透過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加以制度化。 外資存量：金融保險業吸納近三分之二 依新加坡統計局資料，截至2024年底，流入新加坡的FDI存量達3兆1,304億星元（約2.30兆美元），年增9.5%。按來源地區，北美8,750億星元（27.9%）居首，歐洲7,910億星元（25.3%）次之，中南美洲與加勒比海7,160億星元（22.9%），亞洲6,780億星元。美國是最大單一來源國，日本、英國與香港亦名列前十大，前十大合計占72%。中南美洲與加勒比海比重偏高，與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等控股架構有關，直接來源地未必是資金的最終所有者。 產業結構上，金融與保險業占FDI存量65.5%，批發零售業13.4%，製造業8.0%，三者合計86.8%。顯示其核心優勢不只在製造業，更在於金融中介、資產配置、區域總部與全球貿易管理功能。 對外投資：全球排名從第9躍升至第6 新加坡不只是資金目的地，也是日益重要的資本輸出中心。2025年對外直接投資達942億美元，較2024年的553億美元大增70%，全球排名由第9名一舉躍升至第6名，是前十大來源地中進步最為顯著者。 2025年前六大依序為美國（2,627億美元）、日本（1,861億美元）、中國（1,744億美元）、盧森堡（1,014億美元）、香港（953億美元）與新加坡（942億美元）；新加坡與香港的差距只剩11億美元，幾乎已在同一水平。 截至2024年底，新加坡對外投資存量達1兆6,528億星元（約1.22兆美元），年增7.6%，亞洲以8,660億星元、占52.4%為最大投資區域，歐洲占23.0%，中南美洲與加勒比海占13.2%；產業以金融保險業、製造業與批發零售業為前三大，合計占74.2%，形成「吸引全球資本、再向區域配置資本」的雙向樞紐。 三地對照：存量差距仍在，成長動能已經逆轉 若看歷史累積的存量，新加坡尚未全面超越：2025年底中國吸引外資存量3兆7,549億美元居首，新加坡3兆1,692億美元、香港2兆5,874億美元；對外投資存量則為中國3兆5,787億、香港2兆4,382億、新加坡2兆685億美元。 但六年趨勢已相當清楚：新加坡FDI流入增加超過一倍，香港縮減約14%，中國較2022年高點下降約45%。中國與香港的投資中心地位並未消失——中國仍有龐大市場、完整產業鏈與巨額存量，香港也保有成熟的國際金融市場與連結中國的優勢；但新增資本正明顯向新加坡傾斜。 當全球投資日益集中於半導體、人工智慧、資料中心與再生能源，企業考量的不再只是成本與市場規模，更重視供應鏈安全、制度穩定、法治環境與跨境資金配置能力。新加坡數十年累積的開放政策、制度可信度、金融體系與人才生態系，恰好切合這一輪資本重新布局的需求。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歐洲今年夏天的熱浪，正在製造一幅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多瑙河水位持續下降，在塞爾維亞東部普拉霍沃（Prahovo）附近，數十艘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沉入河底的德軍船艦重新露出水面。這些船隻原屬納粹德國黑海艦隊，1944年為阻止蘇聯紅軍追擊而自行鑿沉，部分船體甚至仍可能殘留炸藥與武器。八十多年後，它們因為乾旱重新出現在人們眼前。 《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AP）報導，多瑙河今年受到嚴重乾旱與高溫影響，水位降至創紀錄低點。河床退縮讓二戰沉船浮現，部分河道航行也更加危險。埋藏在水底八十多年的戰爭遺跡，再次出現在塞爾維亞河段，也讓歐洲今年的極端氣候有了最直接的畫面。 從二戰沉船到古羅馬橋 8月6日，保加利亞河段因水位異常下降，西元4世紀君士坦丁大帝時期興建的古羅馬「君士坦丁橋」（Constantine's Bridge）部分橋基重新露出水面，考古學家也利用這次罕見機會進行測繪。羅馬帝國的橋梁與二戰德軍沉船，在同一個夏天重新出現在多瑙河上，兩段相隔一千多年的歷史，被持續下降的河水重新拉回今日歐洲的視野。 多瑙河是歐洲第二長河，全長約2850公里，從德國黑森林一路流向黑海，流經或構成十多個國家的邊界。德國、奧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都與這條河有密切關係。它同時承擔航運、農業灌溉、工業與發電功能，是中東歐重要的經濟命脈。 河流水位下降，首先影響船舶吃水深度與航運效率，今年更嚴重的問題卻出現在電力系統。中東歐沿岸分布多座核電廠、水力電廠及需要冷卻的大型火力發電設施。水量減少、水溫升高，會降低部分電廠的運轉能力，使原本被視為穩定的能源基礎設施開始受到氣候條件制約。 缺水開始威脅核電 匈牙利帕克什（Paks）核電廠長期供應全國接近一半電力，是匈牙利能源體系最重要的基礎設施之一。核電反應爐運轉時會產生大量熱能，需要持續取得河水進行冷卻。多瑙河水位下降後，可供使用的冷卻水減少，高溫又使進水溫度升高，電廠便可能必須降低輸出，以免排放回河川的熱水超過環境限制。 《路透社》（Reuters）8月7日報導，帕克什核電廠目前僅維持約10％發電能力。奧地利近期降雨可能讓多瑙河水位短暫上升約20公分，匈牙利政府仍認為情況困難，並開始討論未來是否採用更多冷卻塔等設備，降低核電廠對多瑙河即時流量的依賴。過去直接取用河水的設計，在極端氣候下可能需要重新調整。 羅馬尼亞軍方炸河床 搶救核電 羅馬尼亞的切爾納沃德（Cernavodă）核電廠受到的衝擊更加直接。多瑙河流量大幅下降，使核電機組取得冷卻水愈來愈困難，羅馬尼亞甚至出動海軍工程部隊進行水下爆破，炸除河床岩層，希望把更多河水引向核電廠冷卻系統。當局並準備以4艘裝滿岩石的駁船形成臨時屏障，進一步改變水流方向。 最新結果顯示，相關引水工程已使核電廠附近水位上升約4公分，讓仍在運轉的機組至少再爭取約9天運轉時間。當一個國家必須動用軍方炸河床、改變多瑙河水流，只為維持核電機組運轉，極端乾旱已經從環境問題直接進入國家能源安全。 這種壓力也不限於核電。水力發電直接受到河川流量影響，燃煤與燃氣電廠也需要冷卻系統。當高溫造成用電需求增加，乾旱卻同時限制部分電源供給，歐洲面對的是整個電力系統如何維持穩定。 AI正在改變歐洲的電力需求 生成式AI正在迅速推高全球電力需求。大型資料中心需要數以萬計甚至更多GPU持續運算，OpenAI、Google、Microsoft、Amazon與Meta等大型科技與雲端公司，都在擴大AI基礎設施投資。資料中心除了需要龐大而穩定的電力，伺服器散熱也仰賴高效率冷卻系統。AI競爭因此逐漸從晶片與模型，延伸到電力、電網、土地與冷卻能力。 核能也重新受到科技產業重視。太陽能與風力可以快速擴張，卻具有間歇性；大型AI資料中心必須24小時運作，需要穩定電力。近年美國大型科技公司開始尋求核能、天然氣與再生能源等不同電力來源，核能因低碳與穩定供電能力，再度成為AI基礎設施布局的重要選項。 歐洲同樣面對這場競爭。俄烏戰爭之後，各國忙著降低對俄羅斯天然氣依賴、增加液化天然氣進口、擴大再生能源並重新評估核能；如今又必須面對AI資料中心帶來的新一波用電成長。能源政策的問題已經從「電從哪裡來」，進一步變成「能不能長期、穩定而大量地供應」。 多瑙河今年發出的警訊正在這裡。歐洲可以興建更多電廠與資料中心，增加AI運算能力，但這些基礎設施最終都受到真實物理條件限制。電網容量、冷卻能力、河川流量與極端高溫，都可能決定大型電廠與AI資料中心能否穩定運轉。 AI時代的能源安全重新定義 俄烏戰爭讓歐洲發現，能源安全不能過度依賴單一國家的天然氣；AI競爭則可能讓歐洲進一步發現，能源安全也不能只計算裝置容量。核電廠即使存在，如果高溫乾旱迫使機組降載，帳面上的發電能力並不等於實際可以供應的電力。 匈牙利帕克什與羅馬尼亞切爾納沃德核電廠今年遭遇的困境，提前暴露AI時代可能出現的能源矛盾：各國需要更多穩定電力支撐AI、資料中心與高科技製造，極端氣候卻正在增加能源基礎設施的運轉限制。 未來歐洲選擇核電廠、AI資料中心與大型工業設施的地點時，考慮的恐怕不會只有土地價格、電網容量與燃料來源。冷卻條件、氣候韌性以及長期可取得的用水，也會逐漸成為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條件。 二戰沉船重新出現在多瑙河上，古羅馬橋基也再次露出。這些歷史遺跡讓今年的乾旱有了最醒目的畫面，真正留給歐洲的問題卻在未來。當AI資料中心需要愈來愈多穩定電力，核能重新受到重視，高溫與乾旱卻增加能源系統的運轉限制，歐洲下一階段的AI競爭，恐怕不只是晶片、模型與算力之爭，也將是一場電力與基礎設施韌性的競爭。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新竹清華大學校長高為元今年5月1日順利繼任、展開第二任期，3天後隨即赴美參選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校長，雖未獲選但仍引發熱議。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張瑞雄今天（10日）表示，他以清大校友的身分收到高為元電郵，標題是〈高為元校長的一封信〉，也不寫是道歉信，道歉理由是「新聞與輿論給大家帶來的困擾」，而非赴美求職這個行為本身。張瑞雄說，這根本就「道錯了歉」。 高為元信件全文是： 各位清華人 好： 7月31日的新聞跟後續的輿論給大家帶來了困擾與不安，我深感抱歉。 高教界與業界的挖角常見，但國外的大學延攬台灣現任的大學校長實屬罕見，當機會到來的時候，的確引起了我的好奇，這是我對東西方職場文化差異的理解不足。 我十分珍惜與每一位清華人的緣分，企盼大家繼續支持，讓我們共同努力，再造清華的新高峰。 高為元 敬上 張瑞雄評論，這封信的缺陷，不在於它太短，而在於它道錯了歉。高為元道歉的是「新聞與輿論給大家帶來的困擾」，而非赴美求職這個行為本身。換言之，他遺憾的是事情被揭露，而非當初的抉擇。公眾憤怒的核心是誠信問題，這封信卻對此隻字未提。 張瑞雄說，更耐人尋味的是「好奇」二字。夏威夷大學的遴選早在2月啟動，4月底已公告高為元是3位決選人之一，續任投票甚至早在2025年3月便已完成。這絕非一時的好奇心驅使，而是長達數月的主動籌謀。以「機會到來時引起好奇」輕描淡寫，不僅難以說服校內師生，更顯露出一種迴避的姿態。 張瑞雄說，高為元以「東西方職場文化差異」為由，是此信另一個令人搖頭的策略。誠然，美國高教市場流動頻繁，學者參與他校遴選並不罕見。但高為元並非一般學者，他是甫獲清華社群以84.72％高投票率、過半同意票授予信任的大學校長。清華師生投下的是對其未來4年領導的承諾，而他在信任票甫落不到1年半後，便悄然出走試探，這不是文化差異，而是對信任的辜負。 張瑞雄說，一封有誠意的道歉信，必須回答兩個問題：「我做錯了什麼」以及「我接下來會怎麼做」。高為元的信，兩者皆付之闕如。他沒有承認在續任後秘密參與遴選的行為有失妥當，也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修補機制，例如主動向教師代表會說明、或承諾日後若有類似規劃將事前揭露。空洞的「企盼支持」無法填補信任的裂縫，只會讓裂縫更深。 張瑞雄指出，高為元事件反映出台灣高等教育治理的困境，國際化人才留任本已不易，薪資條件與國際市場的落差長期存在，這是制度性問題，但制度困境不能成為個人誠信問題的擋箭牌。若台灣希望吸引並留住真正的高教人才，改善薪酬與校長遴選制度固然必要，更重要的是重建一套以透明與誠信為核心的問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