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鄭麗文8日赴南京中山陵演講，大篇幅談及國父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及其過世時的台灣人反應，引發高度討論。統一聯盟黨主席戚嘉林表示，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不但曾獲台灣士紳的鉅額資助，而孫的革命理念，也獲得台灣志士所追隨與實踐，這些本來就是歷史事實。
鄭麗文8日演說中提及，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台灣人難掩興奮，掛布條、演歌仔戲、集體剪辮等；1925年孫中山逝世，當時台灣已被日本殖民30年，但在日本人的鉗制和打壓之下，台灣各界仍舉辦了各項追悼會。鄭麗文的演說引起高度討論，因為這是有史以來國民黨主席首度以台灣人、台灣史為主體，連接兩岸共同歷史經驗。
戚嘉林表示，在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中，曾三次來到台灣。第一次是1900年9月28日來台，11月上旬離台。第二次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8月上旬抵台後轉赴日本。第三次是1918年6月上旬抵台灣基隆，日本殖民當局拒其入境，旋離台赴日。
戚嘉林說，孫中山的第二次赴台，行館宿處是台北御成町的「梅屋敷」，也就是現在的中山北路國父史跡紀念館，因日方警衛森嚴，知者不多，但孫中山募款收穫頗豐。此行，台灣人葫蘆墩（即台中豐原）時年60歲的區長廖干三連繫台灣士紳，籌款募得革命經費6萬元，由其子廖進平轉致。這筆捐款在當時可以說是鉅款，由此可見在日本殖民高壓統治下，許多台灣士紳甘冒政治風險，擲金資助孫中山，體現台灣同胞渴望祖國振興的情懷。
蔣渭水是孫中山忠實信徒
戚嘉林說，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不但曾獲台灣士紳的鉅額資助，其革命理念，也被台灣志士所追隨與實踐。日據時期有「台灣孫中山」之稱的非武裝抗日運動領導人蔣渭水，就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也是中國民族主義者。1924年在全島反日份子大逮捕的「治警事件」法庭答辯時，面對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大壓力，蔣渭水公然稱「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對孫中山思想及其革命的理解，蔣渭水認為「孫文氏是由民族主義出發，漸漸由右到左而達到社會主義」，並讚譽「馬（克思）氏、列寧氏、孫氏三人，乃社會運動的大模範，我黨（台灣民眾黨）須要用做指南針」。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北京，消息傳來，台灣同胞悲痛萬分。蔣渭水在《台灣民報》以〈哭望天涯吊偉人－唉！孫先生死！〉為題發表「社說」，一開頭便說：「夢嗎？真嗎？3月13日的電文說孫中山先生死！可是這次似乎真的死了！想此刻四萬萬的國民正在哀悼痛哭罷！西望中原，我們也禁不住淚泉怒湧了！一封電報就能叫我們如此哀慟，這都為了什麼？」另外作家張我軍為文〈長使英雄淚滿襟！〉表示：「呵！孫先生！你那知道這海外的孤島中也有一個無名的青年在湧淚痛慟！」張我軍並稱孫中山「弱小民族之父」、「自由正義之聲」。這也是此次鄭麗文引述的內容。
戚嘉林另外引述，被歸為左派的台人翁澤生，當時也從上海投稿到《台灣民報》，發表〈哀悼中山先生〉一文，表示：「中山先生雖亡，中國的革命運動是決不死的！」
日帝禁止台人哭中山
戚嘉林指出，為哀悼孫中山逝世，台灣有志者於1925年3月24日在港町文化講座（位於今日的台北市貴德街49號）舉行追悼大會。是夜，大雨滂沱，根據總統府官網記載，容納3000人的會場，來了5000人，會場聲息沉靜莊肅，主因是日本當局禁止朗讀悼詞與悼歌，張我軍的弔詞，涉及台人悲戚及反對帝國主義欺凌的字眼，均被要求刪去，最後連弔詞也不得朗誦。為此，《台灣民報》即提出抗議文：〈台灣人不該哭孫先生的死嗎？〉除此之外，北京台灣學生會為哀悼孫中山，敬輓稱「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捨我輩其誰分擔！」
1929年6月，孫中山奉安大典在南京舉行，台灣民眾黨派謝春木、王鍾麟赴南京參加奉安大典。雖然日本殖民政府嚴禁台民在奉安祭典當天舉行追悼活動，但仍有台灣民眾黨黨員暗中聚首默禱。1929年1月12至11月24日，蔣渭水更在《台灣民報》（244至288號）發表〈中國國民黨之歷史〉長文連載40次，深入介紹孫中山的革命理念及國共政治動態，加深台灣民眾認識。
戚嘉林說，孫中山與台灣民眾有很強的國族連結，上述史實正說明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及其實踐，是台灣同胞勇於反抗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精神支柱，「中國近代歷史並非存在於台灣之外，而是存在於許多台灣人的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