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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閔參選校長週年 重申改變高教決心

【記者林可妮報導】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在一年前決定參選,距今正好一週年,他公開當時分享的聲明文章:「為什麼我想從改變高教做起(一)」重申:「參加臺大校長遴選,就是我決心改變高教,重建民間社會力量的起點。」 以下是管中閔聲明: 為什麼我想從改變高教做起(一) 前幾天,為了準備臺灣經濟計量學會成立十週年的大會演講,不免回想起二十多年來推動經濟計量領域發展的歷程。當年返國之際、台灣經濟學界還沒有計量這個領域,我就像隻身處於一顆新的星球、努力在腳下土地尋找希望。歷經十三年的努力,在學術界從培育學生能力、積累研究能量、推動論文發表、組織學術會議等一步步做起,經濟計量學會才逐漸成形。又經過十年的積累,我們終於將計量領域孕育成經濟學門的一方沃土。 回顧計量領域成長經驗時,我不免聯想到高等教育發展與變革的前途。 當年從戒嚴到民主化時代,對於改革臺灣曾有兩條路線之爭:社會改革路徑還是國家改革路徑?改革進程應該先社會後國家,還是先國家再社會?前者主張先深入壯大民間社會,由下而上對國家機器與體制進行變革;後者主張先進入國家機器與體制,由上而下對社會進行變革。在解嚴前後,先國家後社會的變革路徑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流,於是臺灣的未來被託付在國家變革路線,也託付在中央到地方的國家機器。 然而,整個臺灣變革的框架一直被選舉綁架,以致國家變革路線陷入窠臼。近年反建制的政治運動風潮,雖高舉新政治大旗,但幾次選舉後,終究還是被吸納到國家變革路徑的老路。 過往主張國家變革路徑優先的主要立論基礎就是 “快”,認為取得國家機器後,先進行國家政治變革,再由上而下進行社會變革,則相對快速有效。 經過三次政黨輪替後,我們不妨反思:由上而下的變革路徑真的比較快嗎?民間社會因此更進步也更強大嗎?如果答案為否,那麼我們,尤其是學術界與知識圈的朋友們,是否更該反思,如何回歸社會變革路徑,重新建立民間社會的力量,由下而上的推動臺灣整體變革? 如果從歷史脈絡中爬梳當下高教沉痾,我們會驚覺其中許多問題也是國家變革路線的歷史產物。當年政府的廣設大學政策,以及修憲時無厘頭的凍結了保障教科文預算的條文,都是今天高校經費困境的源頭;大學法幾經修正,反而箝制了大學自主發展與創新的動能。 如今是一個快速變動的世界,臺灣競爭力的高低將取決於我們高教的成敗,所以高教必須積極回應轉型和創新的壓力。 如果我們還是被動的等待國家機器由上而下領導變革,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時不我予,而高教也將無法避免停滯,乃至落後的困境。 我回臺工作迄今二十三年,多數時間都在從事學術深耕與教育樹人的工作。站在這片土地、身為其中一份子,我從未停止思索,如何可以協助臺灣脫出當前茫然尋不見未來的困境。 我曾短暫於政府服務,親身經歷過行政體制所受的束縛與侷限,更加體會由上而下的變革路線為何總難以奏功。如果回到由下而上的社會變革路線,我相信臺大是驅動高教改變,乃至臺灣社會變革,最具樞紐作用的具體場域。 參加臺大校長遴選,就是我決心改變高教,重建民間社會力量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