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兆祥/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兼任教授
九項地方公職選舉即將到來，各政黨和候選人無不卯足全力爭取勝選，以為各政黨的政治版圖，和各候選人的政治前途，爭取最大利益。這是民主政治正常機制，應屬正常不足為奇。不過，隨著科技的發展，競選手段日新月異，因此也就會產生一些時代特有的現象，而這些現象則會影響民主的品質。
民意調查（poll）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的統計觀察工具，已有超過一甲子的時間，被大量運用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後來更是在企業管理學界、業界大量被採用；大眾傳播學科發展成熟後，更是大量運用，並且改進統計技術，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可是，一旦技術成熟，而且被大量運用到具有強烈競爭的商業、廣告和競選實務領域後，原本的民調性質開始質變。現在有不少的民調機構將此項技術工具化，說得更直白些，民調技術已經被商業化、政治化，甚且程度上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以我們台灣社會科學研究為例，1980年代，一些在美國受社會科學教育的菁英，返台後開始在各大學開授與統計運用相關的課程，民調技術於是漸漸普及，在社會科學領域快速發展。若干年後，在商業、行銷、公關、選舉等業界，更是普遍使用這種工具，一時間民調成了顯學，若是掌握不了此項技術，似乎就在相關業界混不下去。姑且不論這種現象對不對，它就是一種趨勢，這是很清楚的現實。
民調技術精進普及後 成為政黨提名候選人的重要依據
這種趨勢反映在選舉行為中，它成功地打破了各政黨高層掌控提名的權力，政黨領導層已無法壟斷人才甄補的權力，基層開始要求用民調作為提名依據，至少民調結果必須佔有一定比例。在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趨勢下，各政黨也就隨趨勢做改革，不但採取民調作為提名一部分的依據，甚且一段時間後，就完全依據民調結果，來進行提名。當民調技術發展成政黨權力分配的工具時，各種怪象就出現了。
另一方面，因為民調建立起了社會信任感，於是觀察選舉甚至操作選舉的人，就開始操弄民調；也就是運用民調技巧，來操作選民對選情的判斷，甚至間接影響選民投票行為。而且這裡頭還不僅僅只是政治利益，還帶有一些商業利益在裡面。於是，部分民調機構開始遭受不同受眾的批評和質疑，民調公信力開始下滑，甚至有人對民調採取完全不信任的強烈態度。2020年總統大選候選人韓國瑜，在大選後期完全對選戰民調「蓋牌」，就是最明顯的抗議例子。然而，個別的抗議，改變不了民調被工具化的事實。
九合一選舉民調出現怪現象 調查結果和選情認知差異很大
今年的選戰與過去比較起來，民調公布的頻率變低了，這可能是因為選舉種類高達九項 ；而且，選區眾多，太多的選區、選項、候選人，對民調機構而言，除非是直接受託進行個別小型民調，最多也只是對縣市長選舉進行調查，甚至連22個縣市長選區民調都做不全，何況是其他的議員選舉。因此除了像台北、新北、高雄、台中這些重點城市，還有資料可循，其他的調查資料都很貧乏。不過，即便是這樣，在選戰後期，還是出現了一些民調怪象，引起各方注意。
最近十天，針對台北市長選舉連續出現幾個民調，而且其結果與一般的選情認知差異很大。於是乎各種揣測、興奮、惶恐、不安情緒紛紛浮上檯面，民調的公信力又再次遭到質疑。筆者不敢說這些民調都不可靠，但根據過去長年觀察研究的經驗，凡是反差大、具有戲劇性效果的調查結果，理性者必須冷靜對待，因為「事出怪異必有妖」；任何具工具性質的東西，都可能遭到人為的目的性運用。也可以說，在這次的九合一選舉過程中，民調本身受傷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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