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祐齊/銘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每當重大刑案發生，新聞留言區與社群網路總是一片憤怒：「這種人為什麼不判死刑？」「直接鞭刑、關到死，治安才會好！」人民對受害者家屬的痛苦感到心疼，對社會治安感到恐懼，自然期待國家用最嚴厲手段制裁，給個交代。然而，法律真正面對的問題不是「人民有多生氣」，而是國家是否可以因為大眾憤怒，就無限制加重刑罰？
「治亂世用重典」聽起來乾脆痛快，卻不是現代法治國家的正解。
真正該守住的底線，是罪刑相當原則，犯多大的錯，就負多大的責任；國家罰多重，必須與犯罪情節、危害程度及主觀故意相當。不是不能重罰，而是不能亂罰。
罪刑相當不是對犯罪寬容 而是區分輕重
大眾常誤解，以為主張「罪刑相當」就是對犯罪者軟弱。事實上，罪刑相當的邏輯非常簡單：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罰得剛剛好。對於殺人、虐童、重大詐騙或酒駕致死等惡性重大的犯罪，司法依法重判理所當然；然而，若將偷竊、過失傷害，或因社會經驗不足而被騙去當車手的年輕人，也一律當成十惡不赦、喊打喊殺，這不是正義，而是輕重不分。當所有犯罪的刑度都被拉到極限，法律就失去區辨犯罪危害等級的比例尺。當法律只剩報復，正義反而更難被衡量。
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
重典看似能快速立威，卻可能正是亂世的開端。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以法家「輕罪重罰」為治國主軸，把嚴刑峻法當成讓人民不敢犯法的萬靈丹。到了秦始皇一統天下，這套重典被推到極端：法令繁苛、刑罰殘酷，國家機器只相信恐懼，不相信教化，也不給人民犯錯改過的空間。結果呢？「失期，法皆斬。」一場大雨延誤軍期，陳勝、吳廣橫豎都是死，索性揭竿而起。當輕罪與重罪的代價都被拉到同樣殘酷，當人民發現守法未必能活、犯法也未必更糟，法律就不再是秩序的基礎，而是逼人鋌而走險的最後一根稻草。龐大的秦帝國，最終只歷經十五年、傳至二世便轟然倒塌。
秦朝覆滅留下的教訓不是「刑罰不夠重」，而是「重典可能致亂世」。台灣的歷史經驗，也提供了同一面鏡子。過去《懲治盜匪條例》及《刑法》曾對結夥搶劫、擄人勒贖等重大犯罪規定唯一死刑。支持者當時相信，只要刑度重到沒有例外，就能嚇阻犯罪、安定治安。但事實是，結夥搶劫、擄人勒贖並沒有因此絕跡，社會也沒有從此太平。若唯一死刑真能遏止犯罪，這些案件早該消失；若重典真能終結亂世，台灣早年就不必一再面對治安焦慮，也不必在後來檢討修法。
這不是說重大犯罪不該重罰，而是說：當刑罰被推到極端，仍擋不住犯罪時，就該誠實面對犯罪有複雜的社會、心理、經濟與成癮成因，刑罰不是唯一解方，更不是萬靈丹。
刑罰不是情緒出口 重刑解決不了所有問題
重典思維最大風險，在於把刑罰當成社會情緒的宣洩管道。社會越憤怒，刑度就越喊越高；案件越駭人，就越想急著修法加重。最後結果，往往不是治安變好，而是刑罰體系失去比例。而且，重刑真的有那麼強的嚇阻效果嗎？犯罪成因極其複雜，有人是貪婪，有人是成癮，有人是精神疾病，有人是貧窮與社會排除，也有人衝動時根本沒想過法律後果。刑罰再重，都不可能解決所有犯罪。如果只靠重典，卻不處理犯罪根源，最後只是把問題一股腦往監獄裡塞。
更現實的是，刑事裁判具有不可逆性。死刑一旦誤判，國家無法把生命救回來；長期監禁一旦冤獄，青春與人生也無法補償。我們當然希望壞人受到懲罰，但國家動用刑罰時，必須比一般人更冷靜，因為國家一旦犯錯，代價往往是一條人命或一整個人生。
擴張國家權力 風險由誰承擔？
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問題：重典會讓國家權力越來越大。當「治安」被當成最高且唯一的目標，程序正義、無罪推定、辯護權都可能被犧牲。今天大家因為痛恨犯罪而支持國家擴權，明天誰能保證這股權力不會轉過來壓迫無辜的人？
但話說回來，反對重典，不等於忽略被害人，也不等於輕縱犯罪。被害人真正需要的，往往不只是看到被告被判很重，而是真相、賠償、輔導、安全與尊嚴。如果法律只會加重刑罰，卻沒有被害人保護、心理支持、經濟補償，那只是把被害人的痛苦當成修法的燃料。
同時，罪刑相當也不等於讓人民覺得司法總是輕放。台灣社會對司法的不信任，很多時候不是因為人人都愛重典，而是重大案件給人「立法嚴、審判輕、執行鬆、假釋快」的印象。要說服人民不必喊重典，司法就必須展現確定性：該重判就重判、該關就關、該賠就賠、假釋從嚴。精準不是軟弱，該重則重，該輕則輕。
真正的正義 是精準而非盲目
民意不能代替法律，但也不能被完全蔑視。民主國家的司法需要獨立，也需要與社會理性溝通。若司法長期與人民法感脫節，重典呼聲只會更強。問題不是壓制憤怒，而是把憤怒轉化成實證立法、量刑改革、被害人保護與犯罪預防。
社會安全網、教育、就業、心理衛生與家庭支持，也不能取代刑罰責任。該治療的治療，該監護的監護，該處罰的處罰，該賠償的賠償，不能混為一談。這些比喊重典更難，卻更可能讓社會真正安全。
治亂世用重典，最危險的地方，是它讓人以為只要刑罰夠重，秩序就會自動降臨。但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殷鑑不遠，嚴刑峻法未必帶來安定，反而可能製造恐懼、濫權與不義。
所以，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越準越好」的立法精準，不能靠口號與民粹量刑；量刑要合理，不能複製貼上；程序要正當，不能為了辦案犧牲人權；執行要重視教化與復歸，不能把出獄的人永遠貼上標籤。更重要的是，社會安全網、教育、就業、心理衛生與家庭支持，都必須一起做。
重典不是正義，罪刑相當，才是刑法的底線。我們可以對犯罪憤怒，但不能讓憤怒代替法律；我們可以要求重罰，但必須罰得合理、罰得精準、罰得符合比例。這才是現代法治國家面對犯罪時，真正應該堅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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