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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 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998年3月朱鎔基上任國務院總理,記者會上就說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句話,讓外界對這位中共官僚刮目相看。圖/取自新華社
1998年3月朱鎔基上任國務院總理,記者會上就說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句話,讓外界對這位中共官僚刮目相看。圖/取自新華社

1998年3月19日,朱鎔基當選中共國務院總理,在記者會上留下這句至今被反覆引用的名言,幾乎成了朱鎔基一生最鮮明的註腳:強勢、果斷、敢碰硬骨頭,也敢為改革承擔政治風險。

朱鎔基12日逝世,享年98歲。回顧這位中共前總理時,其留給世人的印象不外是「鐵腕改革」、「反腐打老虎」、「清官」及「說真話」。若從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歷史看,朱鎔基特殊之處,不只是他曾擔任總理,而是他所處的1990年代,正好是中國經濟「動大手術」的年代,而他選擇了最激進、也最容易得罪人的方式。

1957年成「右派」 政治風暴淬鍊出「硬頸」性格

朱鎔基的「硬頸」,並非當上總理才有。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當時年僅29歲的朱鎔基任職國家計委,因在整風及反右運動中言論不當,被劃為「右派分子」,政治生涯遭重大打擊。此後他長期受到政治壓力,文革期間又遭衝擊,下放農村。直到1978年中共開始全面「糾錯」,朱鎔基才獲摘帽,1979年前後完成改正。帽子一戴就22年,這段經歷無疑是他人生最深刻的政治烙印。

不過,朱鎔基並未因此反體制,反而選擇留在體制內,一路從上海市長到副總理,最後成為國務院總理。這段從「被打倒」到「掌權改革」的經歷,雖是遇「伯樂」鄧小平賞識使然,使他「不怕得罪人」的性格也與此經歷有關。

圖為1988年4月25日,朱鎔基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講話。圖/取自中新網

圖為1988年4月25日,朱鎔基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講話。圖/取自中新網

1998年出任總理後,他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如果本屆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們就對不起人民」。他要求官員「要做『惡人』,不要怕得罪人」。他曾表示,自己雖然氣量不大,但「從不整人,不記仇」,對敢於當面反對、讓他下不了台的人,反而願意重用。這種對「講真話」的強調,也與他早年曾遭政治運動打擊的人生經歷有關。

國企沉疴:改革第一場硬仗

朱鎔基1992年十四大成為政治局常委後,隔年進國務院成為副總理,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卸下常委,2003年不再擔任國務院總理的這十年間,為大陸經濟轉型貢獻極大。但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國企改革。

1992年朱鎔基上任後,當時大陸國企普遍面臨效率低、虧損嚴重、冗員龐大等問題,企業間還存在大量「三角債」,企業彼此拖欠貨款,最終形成整個經濟體系的資金鏈問題。朱鎔基上台後,便以強勢手段處理這些問題。其實早在他任職上海時就已展現同樣的風格。1991年任上海市長後,他推動浦東開發、金融改革及城市建設,強調以市場機制提高經濟效率。到了北京 後,他開始把這套思維推向全國。其中一個突破點,是把國企改革與香港資本市場連結起來。

根據《香港01》的報導,1990年代初,朱鎔基曾與香港金融界討論國企改革,並將目光投向香港成熟的金融市場。當時思路很直接:中國國企既缺乏資金,也缺乏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如果能把大型國企送到香港上市,一方面可籌措外匯資金,另方面也可透過香港及國際資本市場的律師、會計師、投資銀行等專業機制,倒逼國企改革。這個構想後來形成著名的「H股」模式。

1993年,青島啤酒成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大陸企業之一,開啟中國國企赴港上市的重要歷史階段。其後,大型國企陸續進入香港資本市場,香港也逐漸成為中國企業走向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窗口。更重要是,這不只是「把股票拿到香港賣」這麼簡單。

當時中國的公司法制尚未成熟,如何保障境外股東權益、如何建立董事會及公司治理制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問題。香港金融界當時便主張,既然中國企業要吸引國際資金,就必須按照國際通行標準建立治理制度。最終,朱鎔基拍板採納這套方向。

1993年底,中國正式通過《公司法》,1994年7月開始施行;同年,國務院相關部門又發布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進一步把股東權益保障等制度納入規範。

從今天回頭看,這一步意義非常大:朱鎔基不是單純要「救活國企」,而是試圖用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的規則,迫使國企改變。

藉由海外的資本市場「盤活」大陸國內的國營企業,在當時沒前例可循,更難評估是好是壞,若非「大破大力」,具「鐵腕改革」精神,也很難做到。

「抓大放小」:救了國企 也留下巨大社會代價

但朱鎔基的改革,也不都是成功的故事。1990年代後期,他推動的「抓大放小」逐漸成為國企改革核心方向:中央集中力量扶持大型骨幹國企,同時讓大量中小型國企改制、兼併、破產或退出。

這場改革確實提高部分國企效率,也讓中國經濟逐步擺脫過去「大鍋飯」式的企業制度;但另一面是,大量國企職工下崗。

因此,朱鎔基在民間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對支持改革的人來說,他是敢於切除體制腫瘤的「外科醫生」;對許多下崗職工而言,他卻是那個讓原本穩定的「鐵飯碗」消失的人。

這也是為什麼,朱鎔基的歷史地位很難用「改革派」一句話來概括。他的改革確實建立了一些後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重要制度條件,但改革成本也由大量普通職工承擔。

分稅制再下一刀:中央財力大幅集中

另一項容易被忽略、但影響極深遠的改革,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當時中央財政收入占比偏低,中央財政甚至被朱鎔基形容為「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為強化中央宏觀調控能力,朱鎔基親自赴多個省份協調,包括前往廣東與地方官員討論。

朱鎔基當時一方面堅持改革原則,另方面也透過談判與讓步化解地方阻力,最終使分稅制得以推行。這項改革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中央財力因此大幅增加,也成為日後中國宏觀調控能力的重要基礎。

但它同樣留下長期爭議:地方政府財源與事權不完全匹配的問題,後來逐漸演變成地方政府依賴土地出讓收入、舉債及發展房地產的結構性問題。所以有人說,朱鎔基的改革是既解決了當時的危機,也埋下後來的隱患。

「打老虎」:反腐先打大案

如果說國企改革展現朱鎔基「敢動手術」,那麼,反腐則展現他的「敢得罪人」。在大陸過去,只要提到朱鎔基,永遠記得他那句最著名的反腐宣言:「反腐敗要先打老虎後打狼,對老虎絕不能姑息養奸,準備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

朱鎔基不是以溫和的行政語言談反腐,而是直接談「打老虎」。朱鎔基主政上海及進入中央後,都把整頓金融、打擊走私及查辦重大經濟案件視為重要工作。最受矚目的案件之一,就是廈門遠華走私案。

遠華案涉及大規模走私及腐敗,牽連多名官員。朱鎔基當時曾強調,案件「無論涉及誰」都要查到底,不應因涉及任何人而停止調查。

「不題詞、不剪彩、不受禮」:清官形象不是偶然

此外,朱鎔基的另一特色是,對自己近乎嚴苛的約束。他曾給自己定下「三不」:不題詞、不剪彩、不受禮。在中國官場文化,地方領導為重大工程、企業或活動題詞、剪彩,是相當常見的政治文化,但朱鎔基刻意與這套習慣保持距離。

他還曾說,「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吏不畏我嚴,而畏我廉。」這句話確實成了他的座右銘及政治觀。朱鎔基不認為官員只要「有能力」就夠了;在他看來,人民真正服的是「公」,官員真正怕的是「廉」。

他甚至在2000年總理記者會上坦言,希望自己卸任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如果大家再慷慨一點,認為他「辦了一點實事」,他就「謝天謝地」了。這種自我定位,後來成為民間流傳「朱鎔基是清官」這話的源起了。

九江洪災:一句「豆腐渣工程」成為全國流行語

此外,朱鎔基最具個人色彩的一幕,發生在1998年。當年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水,朱鎔基親赴抗洪一線。九江大堤發生險情後,他到現場查看,發現部分防洪工程存在嚴重品質問題,當場痛斥工程品質就是「豆腐渣工程」。

他當時甚至怒斥這是「王八蛋工程」,強調「人命關天」,對偷工減料與腐敗現象表達強烈不滿。此後,「豆腐渣工程」成為大陸社會形容劣質工程的固定用語。

朱鎔基2003年自國務院總理卸任,將棒子交給了溫家寶,此後他便「裸退」,連二線官員都不願當。

2003年朱鎔基卸下國務院總理職位,人大會議結束前與代表揮手告別。圖/取自中新社

2003年朱鎔基卸下國務院總理職位,人大會議結束前與代表揮手告別。圖/取自中新社

不過因先前與清華大學管理學院走得近,直到2006年,他都還與清大管院的學術委員會保持聯繫。他退休後保持了一貫風格,不再碰政治,但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朱鎔基在公開場合上,曾與習近平碰了兩次面,但並未對時局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