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謝維倩編譯】2008年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告破產，多家金融機構應聲倒地，美元流動性枯竭轟然而至，觸發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十二年後迎來另一個經濟層面的新週期，美元流動性黑洞虹吸一切，傳統金融風險和避險資產之間的鴻溝被打破，美聯儲常規貨幣政策工具用盡，美元走強、金價下跌、油價下跌、美股持續熔斷、北京上海資金流出中國市場。
3月之前新冠疫情帶來的恐慌甚於流動性風險，但是自3月以來，美元流動性恐慌逐步蓋過其他衝擊，藉由疫情而放大並極速惡化，成為全球市場動盪的核心因素。
美元流動性危機引發全球股市巨震的當下，「sell more」和「sell all」正取代「risk on」或「risk off」的爭議。 長期而言在大動蕩和市場不確定性高的背景下，成長性向好、估值合理的資產具備相對吸引力。
美元黑洞（大規模量化寬鬆）虹吸全球市場，風險資產與避險資產均遭遇拋售。 2019年美聯儲引領新一輪貨幣政策急轉彎，但資金市場供需失衡的內生衝突不斷加劇，加上川普政府施壓美聯儲，令其政策獨立性和效果大打折扣。
2019年9月美國回購市場出現流動性緊缺，導致聯邦基金利率（FF rate）、隔夜一般抵押回購利率（Overnight GC Repo）和擔保隔夜融資利率（SOFR）急遽上升，迫使美聯儲於10月宣布重啟擴表。
2020年2月以來全球性美元供給衝擊，高波動的市場徹底改變了常態下固守的資產表現，去槓桿恐慌進一步引發美元融資枯竭（Liquidity Squeeze），部分投資避險資產的大型基金迫於贖回壓力進行拋售，全球股市出現風險和避險資產齊跌的極端場景。
接著美聯儲進行非常規政策操作，在3月16日驟然行動：重歸零利率，提前下調聯邦基金利率100個基點至0%-0.25%；二是加碼量化寬鬆，推出7000億美元的新一輪QE，三是下調緊急貸款貼現率125個基點。
美聯儲自去年貨幣政策基調缺乏一致性，喪失獨立性和非常規降息令其政策行動過猶不及。 由於流動性風險高於預期，令貨幣政策單兵作業的效果被大幅削減。 未來美元流動性衝擊轉向信貸緊縮的風險仍然很高，要避免金融系統阻塞需要更激進的救市措施和監管調整的配合。
疫情催化下，債務違約風險驟增。 1月中下旬以來，新冠疫情的持續發酵成為全球股市系統性調整的導火，2月中旬之後，海外疫情逐漸惡化，日韓新增確診人數躍升，2月底歐美疫情開始擴散。
在此期間不僅疫情帶來股市的衝擊，國際油價受到沙、俄增產的影響，出現驟跌。 相關的高收益債市出現利差急劇攀升的現象，由此開啟的金融與疫情風險，令美國企業部門的債務違約風險急劇攀升。
從當前的債務存量看，高收益債佔企業債不足三成，但超過2兆美元的規模和評級調降的可能性令風險不可小覷。 從可能的違約期限看，3月底將出現第一個償還高峰，在美元流動性供給不足的環境下債務人違約風險高。 受債務風險影響的行業分布來看，規模較大的能源、非必需消費等行業出現違約的可能性最高。
全球金融危機在2007-2016年間，其危機的形態沿著流動性危機到主權債務危機、再到貨幣危機的路徑持續演化，震央從美國向歐洲和新興市場漸次轉移。 完成金融風險順序傳導的過程後，全球迎來了2016年至2018年上半年的強勢復甦。
進入2018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復甦勢頭明顯減弱，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是2009年金融危機後的復甦領航者，在長期制度脆弱性和危機期間政策透支的雙重影響下，民粹主義、孤島主義、保守主義迅速崛起。
2019年貿易摩擦愈演愈烈、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的情況下，面臨貨幣聯盟脆弱的歐洲接棒，其主要表現是脫歐，包括德、法在內的歐元區核心國家經濟出現明顯下滑。 2020年全球經濟進入金融危機以來的黑暗時刻，作為全球復甦的引領者，美國最終也面臨自身內、外政策負面影響的風險。
一方面川普鮮明的執政風格和「美國優先」的內、外政策邏輯令其經濟的整體包容性明顯下降。 另一方面，貿易摩擦衝擊並未完全消弭、財政刺激效果消失、選情和疫情波折引發政治動蕩的情況下，以金融市場流動性危機失控為先導，美國經濟重回衰退將成為危機的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