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大型商場或交通樞紐，B層、L層、LG層交錯並列，甚至還出現以動物、幾何圖形區分男女廁所的設計，讓不少民眾直呼「完全搞不清楚」近期大陸多地網友反映，公共場所標識過於複雜、難以辨識，已影響日常動線與使用體驗。對此，《人民日報》與《新華網》接連發文評論，強調公共標識首要功能是「讓人看得懂」，不應為創意而犧牲實用性。 《人民日報》指出，近年不少商場、公共空間採用國際化或設計感強烈的標示方式，卻忽略使用者感受。有讀者反映，「在商場找店鋪本來就夠麻煩了，現在連自己站在哪一層都不知道」；也有人質疑，公共場所是否真有必要使用過於複雜的標識系統。 類似問題也出現在公共廁所標示上。《新華網》報導，多地出現以「正三角、倒三角」、「大象、長頸鹿」等圖案區分男女廁所的情況，讓急需如廁的民眾一頭霧水，甚至不敢貿然進入，相關畫面在網路引發熱議。 針對爭議，專家指出，公共標識雖小，卻是城市治理精細化程度的直接展現。標識設計應以「實用、清楚、好辨認」為優先，在確保多數民眾一眼就能理解，再適度加入文化或創意元素，切忌本末倒置。 新華網也指出，部分公共標識存在字體過小、顏色對比不足、資訊層級混亂等問題，對長者、視力不佳者或外地遊客尤其不友善，形同無形的「出行障礙」，暴露城市更新過程中「重形象、輕功能」的缺點。 評論認為，城市更新的核心不在於視覺包裝，而是讓公共空間更貼近人的實際需求。公共標識的價值，在於「看得清、弄得懂、用得上」。唯有從使用者角度出發，優化設計細節，並透過常態化管理持續檢討修正，才能讓標識真正發揮服務功能。 《人民日報》也強調，公共標識不是設計師的「創意展場」，而是服務市民的基礎設施。標識越簡單、越直觀，城市就越友善，這也是衡量現代城市治理水準的重要指標之一。
即時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18日將逐條審查《勞保條例》，處理政府撥補勞保財務與最終支付責任入法乙案，台灣工人鬥陣總工會今天（17日）表示，除了勞保政府撥補與最終支付責任入法外，也應明文承諾不降給付、打開投保薪資上限、合理改善財源。 工鬥指出，首先，勞保政府最終支付責任入法外，亦應明文承諾不降給付。早在2024年前勞動部長何佩珊公開表示「撥補就是改革」時，工鬥就曾到行政院召開記者會，呼籲不降給付也應有更明確承諾，或至少明文落於文字，以避免未來爭議。 據勞保局統計，截至2024年，187萬領取勞保年金的退休勞工，每人平均給付是1萬9344元，但其中有超過100萬人每月給付在2萬元以下，占全體領勞保年金勞工的53.6％；女性勞工月領2萬以下更是高達60萬人，占全體領勞保年金女性勞工的59.3％，實在難以維持老年生活，若未來還要降低給付，絕對會造成嚴重社會動盪。 其次，工鬥呼籲打開勞保投保薪資4萬5800元上限，建立投保最高上限調整機制。依現行勞保年金給付公式，是「最高投保薪資60個月平均×1.55％×勞保投保年資」，然而勞保最高投保薪資長年由勞動部制定，從2016年調升到4萬5800元以來，已有10年未調整，大幅限制了勞保年金給付金額。 工鬥表示，依據勞保局最新統計，截至2025年10月，投保最高級距的勞工已經來到370萬人、占35％，經常性薪資平均也已經來到4萬8252元，最低工資也已經高達2萬8590元。等於是「基本最低工資和平均薪資持續提高，但勞保最高投保薪資上限卻持續鎖在4萬5800元」的情況下，已經有35％以上投保勞工，全部都塞在最高級距。是否應該要建立制度性的調整機制，甚至是明文入法，也應該是本次難得修法時，可考慮的方向。 最後，針對勞保財務改革，工鬥總工會也長年主張，應該應該透過增收富人稅或財富稅等方式，來讓勞保財務更加穩定，同時也加強社會重分配機制，縮減我國貧富差距。 另外工鬥也強烈呼籲，通盤檢討我國現行5人以下事業單位不用強制納保的規定，這與世界各國社會保險制度設計有明顯的落差。工鬥總工會仍主張，勞保投保制度應該要回歸事業單位只要有聘雇勞工，就應該強制成立投保單位幫受雇勞工投保的方向，這樣才更合理，也對於勞保財務和制度公平性更有幫助。
大陸網路近日掀起一波圍繞「1644史觀」的歷史論戰。相關論述主張，1644年明朝滅亡、清軍入關象徵「華夏文明中斷」，並將清朝定性為「外來殖民政權」，進而把近代中國積貧積弱、遭列強侵略的根源，全面歸咎於清朝統治。此一說法在社群平台迅速擴散，引發支持與反對聲浪激烈交鋒。 對此，大陸官方背景媒體「浙江宣傳」日前發文示警，指出所謂「1644史觀」已偏離嚴謹歷史研究，不僅混淆史實，更可能衝擊民族共同體認知，呼籲社會應以理性史觀看待明清易代。 何謂「1644史觀」？王朝更替視為文明斷裂 報導指出，「1644史觀」的核心論點包括三大方向：一是將明清易代視為「文明中斷」，否定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一部分的正當性；二是以現代民族國家概念回溯17世紀歷史，過度強調滿漢對立；三是將近代中國落後挨打的複雜歷史因素，簡化為清朝統治的單一結果。 部分支持者認為，該史觀揭露「課本未說的真相」，是對晚清腐敗、文字獄與屠城歷史的正當憤怒；但反對者則批評，相關論述大量使用碎片史料與情緒化推論，甚至出現「清朝將《永樂大典》中的光刻機技術送往西方」等明顯失實、帶有陰謀論色彩的說法。 情緒宣洩、流量操作 自媒體成擴散溫床 「浙江宣傳」分析，「1644史觀」在網路流行，與當代社會心理密切相關。一方面，部分民眾將現實壓力與挫折感投射至歷史討論，藉由全盤否定某一王朝來釋放情緒；另一方面，自媒體平台為追逐流量，刻意以「顛覆正統史觀」、「揭開歷史真相」為包裝，將複雜歷史簡化為對立敘事，進一步推高爭議熱度。 文章也指出，極端化史觀容易形成社群標籤，讓持相同觀點者產生「看懂真相」的身份認同，進而加速擴散。 滿蒙非中國論？恐與境外論述形成呼應 值得注意的是，該文也點出，「1644史觀」在部分論述上，與海外學界的「新清史」研究，甚至日本右翼長期鼓吹的「滿蒙非中國論」存在相似邏輯，皆試圖割裂清朝與中國歷史的連續性。 文章警告，若將滿族、蒙古族排除於「中國」之外，容易滑向狹隘民族中心主義，削弱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法理基礎，甚至可能被外部勢力借題發揮，成為分裂論述的工具。 陸官方呼籲：回歸歷史全貌 拒絕斷代式理解 「浙江宣傳」強調，1644年確實是重要歷史節點，但不能因此否定歷史的整體連續性。明清易代發生於明末政治腐敗、財政崩潰與民變頻仍的背景下，並非單一事件造成文明斷裂。清朝在承襲明制的同時，也完成了多民族國家疆域的整合，對現代中國版圖形成具有關鍵影響。 文章最後呼籲，歷史研究應建立在史料與學術方法之上，警惕歷史被情緒或政治目的工具化。在資訊流動快速的網路時代，更需要保持冷靜與辨識能力，避免被片面敘事帶亂節奏。 面對「1644史觀」引發的熱議，陸媒認為，個人對歷史王朝的好惡屬於自由，但若因此否定中國歷史的整體連續性，恐將影響公共認知與民族共識。如何在批判歷史錯誤的同時，維持對歷史全貌的理解，成為當前輿論場的重要課題。
隨著政策倒數，大陸將於2026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生產含汞（俗稱水銀）體溫計與血壓計，曾是家庭醫藥箱標配的水銀體溫計即將正式退場。新華網指出，禁產在即，引發市場波動，近期在藥局與電商平台出現明顯的「囤貨潮」，部分商品甚至出現斷貨與價格暴漲情況。 新華社記者走訪上海、南寧等地藥局發現，部分門市水銀體溫計已售罄，店員表示近期詢問與購買人數明顯增加，不少消費者一次購買多支，擔心日後「買不到熟悉的款式」。 在電商平台，水銀體溫計的價格亦出現異常波動。極目新聞調查，部分商品價格由原本每支約4元（人民幣，下同），上漲至30元以上，周銷量暴增十餘倍，甚至有消費者一次下單囤貨100支，引發熱議。 大陸國家藥監局指出，核心的考量在於汞的高度毒性與不可降解性。專家說明，一支水銀體溫計約含1至2克汞，一旦破裂，汞會迅速揮發為氣態，短時間內即可使密閉空間汞濃度暴增，對人體神經系統造成傷害。 相關研究指出，僅不到1克的汞，就足以使約15平方公尺房間內的空氣汞濃度在短時間內超標數十至近百倍，且需長時間通風才能降低至安全水平。 此外，汞會透過「食物鏈富集效應」長期累積，對生態環境造成不可逆影響，這也是全球多國逐步淘汰含汞醫療器材的主要原因。 中國大陸醫療器械行業協會指出，禁產僅限於「生產端」，並非立即全面禁售或禁用，市場仍有過渡期，無需過度囤貨。隨著電子與無汞玻璃體溫計的普及，測溫工具的替代已是不可逆趨勢。
大陸老年族群的HIV（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風險正持續升高。據《中華流行病學雜誌》及多項官方統計資料顯示，60歲以上族群的HIV感染人數近年明顯增加，感染途徑以性傳播為主，且多與價格低廉、未使用安全措施的性交易有關。專家指出，老年族群對HIV與愛滋病認知不足，已使防控形勢面臨新挑戰。 HIV會破壞人體免疫系統，感染初期不一定有症狀，若未治療可能進展為愛滋病。該病毒主要經性行為、血液及母嬰途徑傳播，透過藥物可長期控制。 《中國新聞周刊》報導，中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HIV感染者人數，已從2015年的1.74萬例，增加至2022年的2.7萬例，占當年新報告感染者的25.1%。相關數字顯示，愛滋病感染已不再僅限於年輕族群，老年族群逐漸成為防控工作中的高風險對象。 地方層級數據也呈現相同趨勢。深圳市疾控中心公布，2023年全市新報告老年愛滋病病例198例，其中75.8%為男性，年齡最高達87歲；傳播途徑中，經性傳播比例高達99.6%。相關單位指出，部分老年感染者在感染前，缺乏對安全性行為與疾病風險的基本認知。 據港媒《香港01》，價格僅20至50元人民幣的性交易，成為老年族群感染HIV的重要風險來源。部分老年人認為價格低廉、對方「看起來健康」，加上對安全套使用的排斥或錯誤認知，導致未採取任何防護措施，增加感染風險。 此外，老年族群對HIV感染與愛滋病的概念混淆，也使防控工作更加困難。部分感染者誤以為HIV僅與愛滋病末期畫上等號，忽視早期感染風險，甚至延誤檢測與治療時機。專家指出，這類認知落差，使得老年族群在防疫宣導中長期處於被忽略狀態。 醫療人員也觀察到，部分老年感染者因羞於啟齒，或擔心遭家人與社會歧視，不願主動接受篩檢與治療，進一步增加隱匿傳播風險。隨著老齡化社會加速，若防治策略仍停留在年輕族群，恐難以因應實際需求。 專家呼籲，老年愛滋病防控應納入公共衛生重點，針對老年族群加強性健康教育、提升HIV篩檢可近性，並破除「老年人無性需求」的刻板印象，才能有效降低感染風險，避免疫情持續擴大。
明代畫家仇英名作《江南春》圖卷，近日因捲入「博物館捐贈文物流向拍賣市場」爭議，引發文化界與司法界高度關注。澎湃新聞報導，該作原為近現代著名收藏家龐萊臣（號「虛齋」）舊藏，上世紀50年代由其後人捐贈予南京博物院，卻於2025年突然現身北京藝術拍賣市場，估價高達新台幣約3.9億元（約合8,800萬元人民幣）。在家族後人檢舉及文物主管機關介入下，拍賣公司已緊急撤拍。 捐贈名畫疑「消失」 家屬質疑保管失責 龐萊臣為中國近現代重要收藏大家，其「虛齋」所藏歷代書畫，以品質精湛、體系完整聞名，素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虛齋收藏甲江南」之譽。根據公開資料，1950年代龐氏後人陸續向多家國有文博機構捐贈珍貴書畫，其中南京博物院獲贈數量最多，共計137件（套），多件作品已成為館方鎮館之寶。 然而，2025年，北京一場重要藝術拍賣會圖錄中，卻出現標示為「龐萊臣舊藏」的仇英《江南春》圖卷，引發家屬高度質疑。龐萊臣曾孫女龐叔令指出，該畫屬當年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之一，依法不得進入市場流通。 對簿公堂 申請強制執行查明流向 在多次交涉未獲明確說明後，龐叔令已正式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南京博物院返還仇英《江南春》圖卷，並說明包括該作在內多件「消失」捐贈文物的完整流轉紀錄。2025年12月16日，龐叔令再度簽署《強制執行申請書》，請求法院要求南京博物院提供相關文物的保管、調撥與出庫資料。 大陸國家文物主管部門亦已介入調查，並要求相關拍賣行配合說明來源合法性。拍賣公司隨後宣布撤拍該作。 《江南春》學術地位崇高 被譽為「仇畫第一」 涉案作品全名為《江南春並吳門名賢題詠》手卷，創作於明代中期，為仇英應文人袁袠（字永之）之邀，為沈周《江南春詞》補繪而成。畫面以青綠設色描繪江南春日景致，翠竹掩映、桃李爭妍，江面舟楫往來，兼具院體工整與文人逸趣。 卷後並附沈周原詞，以及文徵明、王寵等八位吳門名家題咏，集詩、書、畫於一體。清代收藏家顧文彬曾盛讚此作為「仇畫第一」，學界普遍認為其代表仇英藝術生涯巔峰。 流傳有序 學術文獻記錄完整 《江南春》圖卷流傳脈絡清晰，歷經清代王氏「話雨樓」、顧氏「過雲樓」遞藏，最終歸入龐萊臣「虛齋」。該作著錄於《虛齋名畫錄》及十餘種權威書畫著錄文獻，長期為學界引用與研究的重要範例。 儘管捲入法律爭議，《江南春》仍在市場層面備受矚目。2025年春季，中國嘉德拍賣會「大觀——中國古代書畫夜場」中，該作被視為年度焦點之一，市場普遍推估成交價可能突破1億元人民幣。高古書畫近年持續升溫，「流傳有序」且學術價值突出的作品，更成藏家競逐對象。 學者指出，此案已超出單一作品歸屬問題，凸顯國有文博機構在捐贈文物管理、調撥與資訊公開上的制度風險。未來法院判決結果，恐成為捐贈文物追索與博物館責任認定的重要指標。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在當前國際地緣戰略競爭日趨激烈、科技與軍事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保護國防工業的核心資產已成為大國安全保障的關鍵環節。中國大陸近期公佈並將於2025年9月15日正式施行的《重要軍工設施保護條例》，正是這一趨勢下的重要立法舉措。該條例並非孤立存在，它與中國大陸既有的《軍事設施保護法》共同編織了一張從前線作戰設施到後方生產命脈的立體化、精細化保護網絡。本文旨在深入剖析這部新條例的核心內涵，並聚焦其如何與上位法《軍事設施保護法》協同配合，從而揭示中國大陸在國家安全法治化建設上的最新佈局與戰略考量。 從「軍事設施」到「軍工設施」：保護範圍的戰略性延伸 要理解《重要軍工設施保護條例》（下稱《條例》）的意義，必須首先釐清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設施保護法》（下稱《保護法》）在保護對象上的根本區別與內在聯繫。 《保護法》作為國家法律，其保護對象是「國家直接用於軍事目的」的設施，例如指揮工程、軍用機場港口、訓練試驗場、軍用信息基礎設施等。這些設施本質上屬於軍隊直接管理和使用的作戰與保障體系。而新頒布的《條例》，其保護對象則明確指向「承擔國防科研生產任務的企業事業單位」內，直接用於重要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試驗、存儲等活動的關鍵建築、場所和裝置。這包括研發製造場所、測試裝置、成品與危險品庫、數據中心，以及專用的港口、鐵路、公路等。 這種區分顯示了立法思路的關鍵拓展： · 《保護法》聚焦「使用端」：保護的是軍隊戰鬥力的直接呈現平台。 · 《條例》聚焦「生產端」：保護的是軍隊戰鬥力生成的源泉和現代國防工業的基石。 兩者關係猶如「矛尖」與「鑄矛工廠」。《保護法》護衛已出鞘的利劍，而《條例》則為鑄劍的熔爐、鍛造的車間加上了一把更為精密的專用鎖。這種從單純保護軍事設施到同時保護核心國防生產能力的轉變，反映了大陸在國家安全觀念上的深化，即認識到在現代化戰爭中，確保武器裝備研發、生產鏈條的安全、穩定與持續，與保護前線陣地同等重要。 保護體系的深化：從原則框架到可操作細則 在確立了獨特的保護對象後，《條例》在具體保護機制上，既繼承了《保護法》的成熟框架，又針對軍工設施的特點進行了細化與升級，形成了更具可操作性的實施方案。 1. 劃區保護模式的承接與特化 《保護法》確立了根據安全保密需求與危險等級，劃定「軍事禁區」、「軍事管理區」及「安全控制範圍」的分類保護模式。《條例》完全吸納了這一思路，為重要軍工設施創設了「重要軍工設施保護區」及必要時的「外圍安全控制範圍」。然而，在劃定程序上，《條例》體現了更強的行政管理色彩。《保護法》要求軍事禁區、管理區的範圍需由省級政府與有關軍級以上軍事機關共同劃定；而《條例》則規定，保護區範圍由設施管理單位擬製，報省級國防科技工業管理部門會同地方政府等審核，最終由省級政府同意，並報國務院主管部門。這一流程更加凸顯了在軍工設施保護中，地方政府與國防工業主管部門的協同責任。 2. 防護措施的技術化與精細化 《保護法》提出了設置障礙物、界限標誌等基本防護要求。《條例》則在此基礎上，針對軍工設施可能面臨的現代化威脅，提出了更為具體和技術化的防護標準。例如，它明確要求陸地保護區應實行「封閉式管理」，出入口需設置崗哨，並採取電子監控、身份識別、出入控制、車輛攔阻乃至危險物品檢測等綜合技術措施。對於有特殊要求的區域，還需配備預警探測、險情感應處置、防偵察監視等手段。這些規定顯示，《條例》的防護理念已從傳統的物理隔離，升級為融合了資訊安全、生物特徵識別、智慧監控的主動性、技術密集型防護體系。 3. 管理責任的明確與下沉 《保護法》原則性規定了軍事設施管理單位的責任。《條例》則以專章形式，極大強化和細化了「重要軍工設施管理單位」的主體責任。它要求管理單位必須建立健全保護責任制、實施全過程安全管理、制定應急預案、定期進行安全風險評估。此外，還特別強調了單位在內部治安保衛、反間諜安全防範、網路安全和數據安全等方面的具體職責。這意味著，保護軍工設施的安全已不僅是國家和軍隊的責任，更成為每一個相關企業事業單位必須履行的法定核心義務，將安全防線直接夯實到了生產一線。 立法意圖與戰略信號：應對新時代安全挑戰的法治回應 《重要軍工設施保護條例》的出台，絕非簡單的技術性法規補充，其背後傳遞出清晰的多層次戰略意圖。 首先，這是應對嚴峻複雜安全形勢的直接法律工具。正如《保護法》修訂時所指出，當前「國際形勢複雜變化，重要軍事設施安全保密形勢更加嚴峻」。將保護範圍擴展至軍工設施，正是為了防範針對國防關鍵基礎設施的偵察、滲透、破壞與網路攻擊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條例中對電磁防護、數據安全、防偵察監視的強調，都極具現實針對性。 其次，它旨在理順並強化「軍地協同」的保護機制。無論是《保護法》還是《條例》，都反覆強調地方人民政府與有關軍事機關或主管部門的共同職責。這旨在解決過去可能存在的軍地溝通不暢、權責交叉等問題，通過法治化路徑，將國防需求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如土地利用、城鄉建設）進行強制性銜接與協調，確保經濟發展不損害國防安全，國防建設也盡量減少對經濟民生的影響。 最後，此舉向外界展示了中國大陸捍衛其核心國防工業能力與戰略威懾可靠性的堅定決心。在高端製造與科技創新成為大國競爭焦點的今天，保護好先進武器裝備的研發與生產線，就是保護未來戰爭的「產能」與「技術迭代能力」。《條例》的頒布，可被視為一種戰略威懾的組成部分，表明大陸正從法律層面系統性地加固其國防體系的每一個關鍵節點。 結語 《重要軍工設施保護條例》與《軍事設施保護法》的關係，呈現出中國大陸國家安全法治體系「骨幹加強、枝葉豐滿」的發展邏輯。《保護法》構建了軍事設施保護的骨幹框架與核心原則，而《條例》則作為重要的專項行政法規，針對國防工業這一特定關鍵領域，生長出了更為細密、更具操作性的保護枝葉。二者共同作用，將保護範圍從傳統的軍隊作戰單元，縱深覆蓋至國防經濟的生產單元，標誌著大陸的軍事設施保護理念實現了從「戰場」到「產線」的歷史性延伸。 這套日益精密複雜的法律盾牌，其最終目標是確保在任何情況下，國家用於防衛與反擊的「矛」都能被持續不斷地鑄造、打磨並安全地遞送至戰士手中。這不僅是依法治軍、依法強國的具體體現，更是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格局中，謀求戰略安全與發展主動權的深層次法治佈局。隨著該《條例》於今年9月的正式施行，其如何與《保護法》及其他法律法規在實踐中協同運轉，將是觀察中國大陸國家安全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視窗。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球迷對2026年國際足總世界盃（2026 FIFA World Cup）的高票價表達強烈不滿後，國際足球總會（FIFA）今天（17日）公布一種新的低價票，這種數量有限，專屬獲參賽資格球隊球迷的入門票，每張僅需60美元（約新台幣1900元）。 2026世界盃是四年一度的足球錦標賽，由國際足球總會主辦，並由成員國國家足球隊角逐。賽事在2026年6月11日至7月19日期間，於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個北美洲國家之間，一共16座城市聯合舉辦，是首次由三個國家主辦。 法新社報導，國際足總在聲明中表示，將規畫一種數量有限的「支持者入門級」（Supporter Entry Tier）門票，包括決賽在內的所有104場比賽，票價均為60美元。這項規畫「目的在進一步支持隨各自國家隊前往現場觀賽的球迷」。 國際足總表示，此價格的門票將預留給獲參賽資格球隊的球迷，將占各國足協配額10%。 球迷團體「歐洲足球支持者協會」（Football Supporters Europe, FSE）上周批評世界盃票價「敲詐勒索」形同「天文數字」，但國際足總的新措施則表示力道不足。 組織在今天在聲明中表示：「國際足總似乎意識到最初方案所造成的損害，我們對此表示歡迎，但這些調整力道遠不足夠。」 「歐洲足球支持者協會」上周表示，2026年世界盃的票價幾乎是2022年卡達票價的5倍，此一定價策略「是對世界盃傳統的巨大背叛」「如果球迷要從首戰一直追隨自己的隊伍到決賽，至少要花費6900美元」。 主辨單位曾承諾，門票價格將從21美元起。「目前，我們認為國際足總的聲明只不過是對全球負面輿論的一種安撫策略」。 英國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也同意上述觀點，他在社群平台X寫著，「歡迎國際足總宣布推出部分較低票價的支持者門票……我鼓勵足總做得更多，讓票價更親民，以免世界盃失去那些真正讓比賽如此特別的忠實球迷」。 國際足總表示，已要求各國足協「確保這些球票專門分配給與國家隊關係密切的忠實球迷」。
隨著租借期限屆滿，日本東京上野動物園所飼養的兩隻大貓熊「曉曉」與「蕾蕾」預計提前1個月於2026年1月下旬送返中國大陸，日本屆時將出現全日本「零貓熊」的情況，這將是自1973年以來首度沒有任何大貓熊在日生活。騰訊《空之王座》透露，學者認為，大貓熊合作向來與外交氛圍密切相關，日本何時能再迎來大貓熊，關鍵仍在日本政府是否展現改善中日關係的實質行動。 東京上野動物園表示，園內現有的大貓熊「曉曉」與「蕾蕾」為2021年6月出生的一對龍鳳胎，父母為旅日大貓熊「真真」與「力力」，名字寓意「黎明將至、迎向美好未來」。今年6月，日本和歌山縣「冒險世界」因租約到期，已將4隻大貓熊送返中國，使得上野這對雙胞胎成為日本僅存的大貓熊。 隨著「曉曉」與「蕾蕾」歸還，中國大陸在日本境內的大貓熊將全面清空。外界關注，日本是否能再度引進大貓熊，成為中日關係觀察的重要象徵之一。 大連外國語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副院長呂平指出，大貓熊並非單純的動物交流，而是長期與國際關係掛鉤的合作項目。中國會根據雙邊關係氛圍、合作基礎與實際需求，調整對外大貓熊合作安排，屬正常外交現象。 呂平表示，中日大貓熊合作可追溯至1972年邦交正常化時期，當年中國向日本贈送大貓熊，迅速獲得日本社會高度好感，也成為兩國友誼的象徵之一。但近20多年來，相關合作基礎持續受到政治因素影響，並非中方樂見的局面。 近年來，中日關係因歷史、領土及台灣議題屢生摩擦。外界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涉及台灣議題的發言，引發中方不滿，也使「日本將不再有大貓熊」的討論再度升溫。 呂平直言，「解鈴還須繫鈴人」，中日關係能否改善，取決於日本政府是否以實際行動釋出善意，而非僅停留在表態層次。未來是否能重新啟動大貓熊合作，仍需觀察雙方是否能相向而行。 多項研究與地方統計顯示，大貓熊長年是日本重要觀光資產之一。以上野地區為例，貓熊周邊商品、文創、餐飲及觀光人潮，形成獨特的「貓熊經濟圈」。日方估算，僅「曉曉」與「蕾蕾」每年可為東京帶來超過300億日圓的經濟效益。 隨著日本即將進入「無貓熊時代」，相關觀光與消費動能是否下滑，也成為地方政府與業者關注的隱憂。專家指出，全球仍有多個國家排隊希望與中國大陸展開大貓熊保育與研究合作，日本若希望再次引進大貓熊，除了提出具體合作方案外，更需在外交層面營造穩定互信的環境。 在此之前，日本恐怕將持續處於「貓熊真空期」，而大貓熊何時再度現身日本，已不僅是動物園議題，更成為中日關係溫度計。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叡揚資訊顧問 生成式AI和AI搜尋的推出讓網站擁有者非常焦慮，在這個AI的時代如何繼續吸引讀者的眼球？AI讓搜尋引擎優化（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的遊戲規則正在改寫，但機會並未消失，只是換了一種形式。 過去二十年，品牌在網路世界的生存法則很簡單，把關鍵字塞進內容，建立大量反向連結，想辦法爬上Google搜尋結果的第一頁。這套玩法確實有效，因為當時的搜尋引擎就像一個巨大的索引系統，誰的網站結構清楚、外部連結多，誰就能獲得更好的排名。但隨著網路內容爆炸性成長，同質化內容充斥市場，單純追求排名的策略已經走到了盡頭。 更關鍵的轉變來自使用者行為，年輕世代的資訊獲取方式早已跳脫傳統搜尋框架，他們在YouTube上找教學影片，在Dcard和Reddit上看真實討論，在TikTok上追蹤即時話題。Google搜尋引擎只是順應這個趨勢，開始在搜尋結果中優先呈現這些平台的內容。搜尋演算法的工作不是教育使用者，而是滿足使用者。這個原則聽起來簡單，卻道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如果你的內容不夠真實、缺乏人味，就等著被論壇取代。 生成式AI的普及更加速了這場變革，當ChatGPT、Perplexity等工具開始直接整合答案，而非只是列出連結，傳統的「排名第一」已不再是唯一目標。取而代之的是「能否被AI引用」「能否成為答案的來源」。Google推出的AI Overviews功能，會在搜尋結果頂端直接呈現AI生成的摘要，並標註資料來源。這意味著品牌需要爭取的不只是曝光，更是被AI信任和引用的資格。 這場轉變並非全然負面，雖然某些搜尋查詢的單次點擊率下降，但整體搜尋量卻在增加。原因在於AI降低了搜尋門檻，當人們相信能快速獲得可靠答案時，他們會提出更多問題。搜尋變得更容易，問題總量自然增加，整體流量反而擴大了，關鍵在於品牌能否在這個更大的池子裡分到一杯羹。 要在AI主導的搜尋環境中生存，品牌必須徹底改變內容策略。那些AI能輕易總結的淺層資訊，已經失去了價值。真正有競爭力的內容，需要具備深度調查、實驗數據、第一手經驗和獨特觀點，若使用者點進網站發現是廢話，馬上就會跳出來，AI摘要的功能，就是把這些淺層資訊過濾掉。 更值得注意的是AI時代的曝光邏輯正在改變，過去爭的是排名順序，現在爭的是「被提及」。當AI摘要標註「根據某某網站的說法」時，即使使用者當下沒點擊，品牌權威已經建立。這種AI連結的價值，可能比傳統排名更重要。因為它直接告訴使用者：這個品牌值得信賴，是這個領域的資訊來源。 品牌還需要建立更廣泛的數位足跡，在Medium、Quora等平台發布內容，與產業媒體合作，經營社群討論，這些都是AI抓取資料的來源。單靠品牌官網已經不夠，你需要讓品牌在整個網路生態系統中都有聲音。這不是傳統SEO公司會關注的面向，卻是AI搜尋時代的致勝關鍵。 小眾市場的機會也在擴大，例如過去搜尋「洋裝」，大品牌霸佔首頁。現在使用者可以問AI：「我要參加室友的海島婚禮，有教堂、泳池和草坪，請推薦合適的洋裝。」這種超具體、超複雜的需求，正是AI擅長處理的。專精於特定利基市場的品牌，終於有機會被精準送到目標客戶面前。 搜尋優化從未死亡，只是進化了。從傳統SEO到生成式引擎優化（GEO, 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每一步都是為了在不同搜尋場景中爭取被看見的主動權。真正被淘汰的是那些平庸、過時、只想騙流量的舊內容。AI時代需要的是真正有價值、有深度、有人味的內容。這不只是技術調整，更是思維的徹底轉變，從爭排名，到爭信任。這場網路搜尋革命，才剛剛開始。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